伍德在这章写福楼拜笔下的“浪荡儿”先驱,“一个游手好闲的人,通常是个年轻的小伙儿,不慌不忙地走在街上,观察,张望思索”,“他进入世界,像诺亚的鸽子,带回消息”——好像象友啊。
“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像大多数小说一样,既栩栩如生又人工雕琢。栩栩如生是因为,那些细节真的很能打动我们,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它们深深打上了随机性的烙印。而我们确实在不同的拍号里存在。假设我正在街上,我留意到很多声响,很多活动,一辆警车鸣笛,一幢房子推倒,店门的开合发出摩擦声。不同的脸和身体如潮涌来。我经过一个咖啡馆,和一个独坐的女人眼神相接。她看着我,我看着她。一个无意义的瞬间,隐约有大都市里人与人若即若离的情愫,那张脸令我想起一位故人,那女孩有着一模一样的黑发,我的思绪随之流淌。我继续往前走,但咖啡馆里那张特别的脸在我的记忆中闪耀,定格在那里,暂时地保存起来,而我身边的种种声响和活动并未有此待遇——它们在我的意识里来去匆匆。那张脸,你可以说,以4/4拍演奏,而城市的其他部分哼着更快的6/8拍的曲子。”
昨晚看米沃什,这段想要留存下来,关于警惕走入语言层面自给自足的迷宫,关于时刻保持自省自察,自由地怀疑,天真地提问:
我读过很多书,但把那些书一本本叠起来,然后站在上面,并不能增加我的高度。当我试图抓住赤裸裸的经验,那些深奥的术语便都派不上用场,因为赤裸裸的经验逃避任何公认的概念。借用它们的语言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语言也会不知不觉地引导我们走进一个自给自足的迷宫,把我们留在没有出口的陌生走廊里。因此,我必须进行抵杭,检查每一个时刻,以确保我不会离开自己实际体验到的东西.自己触摸过的东西。我不能发明一种新语言,而只能使用我最初学习的语言,但我希望我可以区分属于我的东西和只不过是流行的东西。我不能把我所读的书籍以及它们互相争持的理论和析学驱逐出我的记忆,但我可以自由地环疑,提出天真的问题,而不是加入肯定和否定的大合唱。
开一个福克纳追星串。
他在1950年诺奖演讲中说道: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人们普遍存在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已久,以致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不存在精神上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正因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而这本身就能写好作品。因为这是唯一值得写、值得呕心沥血地去写的题材。
必须重新认识这些问题,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在工作室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若是做不到这样,将是白费气力。写出的爱情不是爱情而是情欲,写出的失败是没有人失去可贵的东西的失败,写出的胜利是没有希望、更糟的是没有怜悯或同情的胜利。写出的悲伤不是为了世上生灵,所以留下不深刻的痕迹。不是在写心灵而是在写器官。
在重新懂得这些之前,写作犹如站在处于世界末日的人类中去观察末日的来临。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人类能延续而说人是不朽的,这很容易。说即使最后一次钟声已经消失,消失的再也没有潮水冲刷的映在落日余晖里的海上最后一块无用礁石之旁时,还会有一个声音,人类微弱的、不断的说话声,这也很容易。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仅能延续,而且能战胜一切而永存。
人类不朽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他能永远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权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们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永恒。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获胜的支柱和栋梁。
我越来越觉得,我对阅读的许多期待既不再依托于出版方作为中介的存在,又脱离了严格定义下的“书”。这得益于社交媒体时代,读者能相对容易地接触到一手信源,书的界限也被模糊了。当下许多书的内容,只是多经过了一道工业流程(当然你可以说它匠人、饱含编辑的审美判断,但都属于框架内的发挥),加工成为更加严谨、可出售的商品。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我阅读象友的嘟文和读很多小说随笔没什么区别,它们都能满足许多我对文字的期待:坦诚的向内审视、对另一种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还有丰盈的想象力、意想不到的视角、幽默的自嘲……因为关注时间久,接收到了连续的语境,片段式的讲述也能被我的脑子编辑补全。
想通这个联系,再看时间轴,就识别出了风格各异的写作者。他们有的是极简主义的卡佛(常常喝得烂醉),有的是细腻精准的金爱烂,有的是常常在思考公共议题的鲁尼,以及许许多多对工作和官僚系统有着敏锐观察的卡夫卡。
卡斯托里亚迪斯没有一本中文译本,甚至都没找到推介的的小册子。很想看那本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留个关于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笔记,关于“想象”:
- 哈贝马斯想用“沟通”来突破功利主义和规范主义的行动模式的紧箍咒,而卡斯托里亚迪斯则是想用“想象”来突破。他所谓的想象,意指一种创造性想象力。他认为,人类的行动、实践,都是由这种想象力所引导的。
- 不管做什么,不管造就出来的是一本书、一个小孩、一场革命——“做”都意味着勾勒出一个未来的情境,一个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未知的、无法实现想到与控制的情境。
- 这种想象必须通过符号、语言、文化赋予的象征等方式来表达。这也解释了符号的特质:符号虽然都会指涉某种现实的东西,但它同时也与想象性的要素交织在一起。正是因为想象会运用符号,也会不断改变符号、玩弄符号的意涵,所以符号会处于一个持续改变的过程。
笔记:“语言游戏的必然多元性”,利奥塔、哈贝马斯、鲍曼
利奥塔:在后现代社会里,宏大叙事终结了。“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对失去的叙事感到惋惜。但这绝不会因此让他们退化成野蛮人。之所以他们不会因此成为野蛮人,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与沟通互动就是正当化的唯一源头。”
利奥塔认可在一个社会中不同但平等的语言游戏、行动形式、价值与生活方式,认为任何追求统一和共识的做法,都是极权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的。
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那种不受支配力介入的商谈理论也是一种压制,因为哈贝马斯认为在语言中,潜藏着合理辩论的可能性,共识也因语言的这种性质而得以可能;但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对于共识的追求是一种很成问题的宏大叙事,企图摧毁语言游戏本来的多元性。
鲍曼用大屠杀作为背景,重新探讨了利奥塔关于生活形式语言游戏多元性的命题。显然,不是所有的生活形式都会被人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例如忠实的纳粹分子,就致力于将所有“非我族类”消灭掉。鲍曼可以转换讨论的方向,极为严肃地探讨宽容的伦理……
“过去从未死去。它甚至尚未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