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之思》
【以统计的方式来处理人的行动,或许有助于去除道德义务】
“种族灭绝是自我维存与道德义务之间对立的极端体现,但说到难民问题,更接近的是说到对待那些表现出与被视为‘正常的/规范的’之间差异的人的态度,我们所描述的这类过程依然伴随着我们。因此,这种对立在日常的人类境况中留下了烙印。说到底,以统计的方式来处理人的行动,或许有助于去除道德义务。属人对象/客体一旦被视为数字,就可能丧失其属性,也因此被剥夺作为人的权利与道德义务之载体的独立存在。如此一来,重要的就只是他们被指派的归类范畴。而分类体系本身又能够把焦点聚集到个体身上选择出来的某些共享属性,能够体现组织自身的利益/兴趣,并构筑起基础来评价作为整体的人口。这样的分类/范畴化相当于核准忽略人身上其他所有属性,从而忽略那些使人成为道德主体的特性,那些使人成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人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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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之思》
【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
“一旦出现某些特定的人或人群范畴被拒绝有权利享受我们得到的责任,我们对待他们就像‘次要的人’‘有缺陷的人’‘不完满的人’,或者干脆径直视为‘非人’。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状况,按照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说法,就一定不能把我们遇到的人视为某个阶级、民族或别的什么集合体的成员,而就是一个个体,以其自身为目的。”

《社会学之思》
恰恰因为我们的交往中有很多是在某种非人性化的背景下实施的,对人性化关系的需要才变得如此迫切和尖锐。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果过度受制于与市场向维系的非人性与商品化,就会发生转型,甚至遭到破坏。因此,世人自然会看到,从哈贝马斯、福山,到乔治·索罗斯,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指出,这种机制能够获得成功,是如何有赖于共同体与承诺这一文化基础。经济领域不能被化约为工具性道德的运作……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众多场合下,我们越是依赖于我们只有模糊浅显的了解的人们,我们的接触越是漫不经心、转瞬即逝,扩展人性化关系的领域的倾向就越是强烈。这就会迫使人们将只适合于人性化交往的期待扩至最好以非人性化方式实施的互动。因此,骤然之间穿越于两种世界的人,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对于非人性化世界中那种冷漠的憎恨。比如说,年轻人行将远离充满亲情和青春友谊的关爱世界,会发现自己进入一个属于就业和行业惯例的情感冷漠的世界。那些退休的人会发现失去了工作所提供的结构、节奏甚或实现感,找到了自我。有鉴于此,我们看到了种种努力,选择退出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似乎只是充当着达成某些目的的手段,而与他们自身的需要和幸福没有多少关系。有些退出者试图建立一些小飞地,宛如公社/群居村落,自我隔绝,独立自足。在这块飞地中,只允许人性化的关系存在。话说回来,这类尝试的结局可能是祛魅甚至痛苦。最终人们认识到,要长期维持高强度的情感,讲感情投入与效力考虑之间不断发生的冲撞所导致的挫败感一一消化,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这样所孕育的苦痛,甚至有甚于作为替代选择的那种冷漠让人经历的程度。


【文化霸权】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不妨把国家霸权看作是这样一块区域,强制的使用与同意的制造在这块区域中相互作用。这个术语点出了一种微妙但却有效的运作过程,旨在确保对特定秩序赖以确立的那些规范和价值实施垄断。文化就此变成一种以劝人皈依为宗旨的改宗活动,诱引其对象放弃旧有的习性和信念,转而奉行其他习性和信念,或者基于自身文化据说具备的优越性,对其他文化痛加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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