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觉得,我对阅读的许多期待既不再依托于出版方作为中介的存在,又脱离了严格定义下的“书”。这得益于社交媒体时代,读者能相对容易地接触到一手信源,书的界限也被模糊了。当下许多书的内容,只是多经过了一道工业流程(当然你可以说它匠人、饱含编辑的审美判断,但都属于框架内的发挥),加工成为更加严谨、可出售的商品。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我阅读象友的嘟文和读很多小说随笔没什么区别,它们都能满足许多我对文字的期待:坦诚的向内审视、对另一种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还有丰盈的想象力、意想不到的视角、幽默的自嘲……因为关注时间久,接收到了连续的语境,片段式的讲述也能被我的脑子编辑补全。
想通这个联系,再看时间轴,就识别出了风格各异的写作者。他们有的是极简主义的卡佛(常常喝得烂醉),有的是细腻精准的金爱烂,有的是常常在思考公共议题的鲁尼,以及许许多多对工作和官僚系统有着敏锐观察的卡夫卡。
卡斯托里亚迪斯没有一本中文译本,甚至都没找到推介的的小册子。很想看那本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留个关于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笔记,关于“想象”:
- 哈贝马斯想用“沟通”来突破功利主义和规范主义的行动模式的紧箍咒,而卡斯托里亚迪斯则是想用“想象”来突破。他所谓的想象,意指一种创造性想象力。他认为,人类的行动、实践,都是由这种想象力所引导的。
- 不管做什么,不管造就出来的是一本书、一个小孩、一场革命——“做”都意味着勾勒出一个未来的情境,一个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未知的、无法实现想到与控制的情境。
- 这种想象必须通过符号、语言、文化赋予的象征等方式来表达。这也解释了符号的特质:符号虽然都会指涉某种现实的东西,但它同时也与想象性的要素交织在一起。正是因为想象会运用符号,也会不断改变符号、玩弄符号的意涵,所以符号会处于一个持续改变的过程。
笔记:“语言游戏的必然多元性”,利奥塔、哈贝马斯、鲍曼
利奥塔:在后现代社会里,宏大叙事终结了。“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对失去的叙事感到惋惜。但这绝不会因此让他们退化成野蛮人。之所以他们不会因此成为野蛮人,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与沟通互动就是正当化的唯一源头。”
利奥塔认可在一个社会中不同但平等的语言游戏、行动形式、价值与生活方式,认为任何追求统一和共识的做法,都是极权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的。
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那种不受支配力介入的商谈理论也是一种压制,因为哈贝马斯认为在语言中,潜藏着合理辩论的可能性,共识也因语言的这种性质而得以可能;但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对于共识的追求是一种很成问题的宏大叙事,企图摧毁语言游戏本来的多元性。
鲍曼用大屠杀作为背景,重新探讨了利奥塔关于生活形式语言游戏多元性的命题。显然,不是所有的生活形式都会被人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例如忠实的纳粹分子,就致力于将所有“非我族类”消灭掉。鲍曼可以转换讨论的方向,极为严肃地探讨宽容的伦理……
“过去从未死去。它甚至尚未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