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海清被毛、周临时点将，从北京军区空降内蒙，组建革委会，实行大清洗，全面推行极左路线，“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简称“挖肃”运动）”成为斗争主线，最终演变成“内人党冤案”，历时两年，导致 34万蒙古人遭关押，上百万受牵连，数万人死亡（据不同来源，两到四万不等），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丑闻之一。要知道，当时内蒙的人口总数，不过1300万，蒙族200万，占比15%。但他们的受害比例却非常高，死亡率百分之1-2%，伤残率4%，关押率17%，株连率50% 。”

“几种因素加到一起，促成乌兰夫为代表的延安派获得胜利，主张民族独立和内外蒙合并的东蒙政治派别，被和平收编，最终统一在乌兰夫为首的自治政府领导下。经过改编的原东蒙自治军数万骑兵，成为解放军一支劲旅。在共军机动能力比较差的当年，内蒙骑兵从东北驰骋到广东，为中共夺天下，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后来解放军进藏，遇到困难，毛又说服乌兰夫，派内蒙骑兵增援，重复历代王朝“以夷制夷”的套路。尽管乌兰夫反对镇压藏人，也得服从，此是后话。”

“内师大同学包却吉（蒙名却吉扎拉森），出生在兴安盟扎赉特旗一个地主家庭，土改那年，六兄弟姐妹都很小（从一岁到十岁），虽然父亲当过伪满旗长，但暗中帮助革命党和抗日联军，本属统战人士，理应受到保护。家人主动交出大部财物，也分掉了多余的土地耕畜，彻底变为自耕农，可勉强维持温饱，自以为平安过关了。没料到，一场大规模的“扫堂子”歪风，从临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吹来，数百外来暴民，不知道包家历史，也不管他威望高低，只顾敛财呈威，手段特别残忍。不但把他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抄走像样衣物，还把他父亲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当众批斗。最后动手打人，捆绑双脚，套上绳索，在地上拉着跑。这个方法在我们老家叫“拉地主”。一帮人拉累了，再换另一帮人，直到把活生生的壮汉，拉成一具僵尸。等家属去收尸才看清，父亲的半个脑袋血肉模糊，另半个已经化为泥土。”

“中共中央规定，被分被斗的打击面，不超过人口的10% , 户数的8%。而兴安、呼伦贝尔、纳文穆仁三个盟的打击面，平均占到户数的20.8%，人口的25.6% ，超额一两倍。个别严重地区，更超额两三倍。例如兴安盟西科中旗西太本区，地富被分被斗者，占户数的20.97% ，人口的29.76% 10 。哲里木盟大部分旗县，也出现打击面过宽问题，其中通辽县打击面竟占人口的29%”

“除了有组织接收上海孤儿，还有大批自发流动人口(统称“盲流”)，继续从内地乡村进入内蒙。其实他们根本不“盲目”，大都经过亲友指引，到内蒙逃难谋生，属于经济难民。尽管在接收还是拒绝的问题上，内蒙历来有同情、容忍和反对等不同观点，但总体说，“走西口”的历史传统，从来没有停止过。据一份新华社内参透露，截至1960年4月，内蒙共接受内地流民28万20 ，其后数量应该更多，没查到准确资料。”

“1960年冬天，应北京军区要求，内蒙往北京运送了几车皮冷冻黄羊，北京军区还送给中央首长“尝鲜”。此后，北京不少单位，纷纷到内蒙猎杀黄羊，一时成风。因为不进市场，只在单位内部分配，所以，经常有机会吃到黄羊肉的人并不多。有消息说，上世纪70年代，内蒙草原尚有野生黄羊300多万头。到世纪末，仅剩百余万头。最近20年，由于过度开发，生态恶化，加上非法盗猎，尽管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人估计整个内蒙古，也只剩数千头了”

“滕海清在中央授意下，随即施展“雄才大略”，要通过“挖肃”，把乌兰夫的社会基础连根拔掉。于是，朝“挖新内人党”方向发展，把蒙古人整得鸡飞狗跳，“家家闻哭声，处处设牢房”，最终造成人间惨剧，死亡率百分之1-2%，伤残率4%，关押率17%，株连率50% ”

“从中共对乌兰夫“温和土改”先容忍后清算，也能反思共产党“民族自治”政策的真假虚实。汉族大一统观念，不但始终占据“顶层设计”的主导地位，也是多数汉族干部的亚文化和潜意识。一纸“自治空文”，没有法治基础，缺乏监督与纠偏机制，并不能有效保障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