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记住这个语境，站在此地，我的思绪、不安、焦灼和矛盾，我身边具体的人，我们一起经历过的共同记忆，这才是我的根——是人生初期的个体经验，而非宏大的集体叙述。即便我远走，站起来反对，我也不能忘记此地、某些时刻的语境，它萦绕着我，这是我的母语。
南周事件已过去快十年，那个曾经身处漩涡中心、亲手把“南方周末”掐死的庹震，如今已经跻身于中央委员会委员。晚上又读了一遍关军的《打帝国》，还是会情不自已流泪。那些喊话要“尺度”下台的人，不知如今作何感想。历史在那个节点已经决定了未来的走向，也许早已注定。从那以后，不断倾斜、滑落，也不再会有抵抗与艰难的抉择。唇亡齿寒，在今天已经稀松平常，早已麻木，但读到一位喜欢的前南方周末记者说的话仍然会怅然若失、潸然泪下——“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精神世界从此走上流亡。
我引用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中举的这么一个例子，来说明四通桥勇士行为的意义：他在中共用谎言制造的世界里，打开了一道真实生活的口子。
一位被惯例要求在他的橱窗上贴上政治标语的水果商，突然有一天决定反抗，不再应付当局的意识形态游戏。于是，水果商的反叛让他从谎言中脱身，他赋予它的自由一个实在的意义，他的反叛是为了在真实中生活。
他动摇了假象世界——这个社会的支柱。他打碎了将这个社会支撑起来的事物，破坏了权力的结构。他告诉大家，在谎言中生活就是在谎言中生活。他打碎了社会种种受敬畏的偶像，让权力的基础脱然于世。他指出皇帝没穿衣服。因为事实上皇帝光着身子，就出现了极为危险的情形：他的行为宣告大家，让人们看见了幕后的真相。
他向大家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性。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刞，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
他对社会构成的威胁不来自他个人所拥有的实际力量，而来自于他的行为超迅了自身意义这个亊实。他的行为启发了周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真实中生活，对于后极权社会不但其有其存在方面的意义（让人性复归）或认识上的意义（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义（为别人树立榜样）。它还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攼治意义。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
这就是这种行为受到比任何罪行更严厉的惩罚之故。
平常每天都在干什么：
从梦中醒来感到人生前所未有的困，纠结着要不要去上早八，随便穿点什么踏着拖鞋最后一个从寝室出门，想着早饭吃什么抑或不吃，上课很少听，大部分时间在干有点没的，如果心情正常会去图书馆我的“专属位置”坐着，隐蔽光线充足且方便充电，中午可能会和朋友约饭，或点外卖或出于懒惰想饿自己一下，下午睡觉或看书或办公，如果手机在充电就可以做到不玩手机，但那在线的八个小时左右会和我未曾谋面的好朋友们聊天，晚饭会被朋友拉出去吃饭、闲聊，偶尔深度偶尔消遣，也许会点几根烟，晚上心情好的且穿运动鞋的时候（极少数情况）会去校园跑，然后买一盒十几块的水果捞回去，在宿舍楼下吃掉，然后戴着耳机回到寝室，磨蹭到一两点睡觉。
啊这么说来，生活好像也是如此重复而无趣。
不喜欢在工作上自信的，一味推开怀疑和驳斥，听不进去建议的人，很难沟通。
时常想象自己过马路时一闭眼被车撞死，或者睡入梦中不再醒来。朋友悼念我。
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部分预言和诅咒都验了真，他成功把我打破，将我拉入那个世界，从那时开始，我肉体变得敏感，心灵变得虚无，就像大人那样，在生活的泥沼里高喊，我因此也触碰到从前不敢踏入的禁地。爱纠缠着恨，时至今日，我还忘不了他。
不愿看世界有多烂，也不愿在水沟里和人家争斗，于是将自己裹入一个又一个更小的茧房，同温层让人觉得安心，起码在有限视阈内，人类没有那么糟糕。
世界在下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