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比如说几个点吧:
1. 你哥谭市即使烂成那样了,民主选举的价值还是深入人心,Don Mitchel看到自己支持率低还会感到气急败坏;唐山市委书记你看他在乎选票吗?
2. 你哥谭市警察局长在发生大案时,即便是做个样子也会开个媒体发布会;唐山市公安局你看他在乎公众知情权吗?
3. 你哥谭的记者会追踪每一步案件的进展,并且发生了啥事电视台立马就直播放送;中国媒体能放一个屁出来吗?
4. 忍不了你哥谭市的猫女想润出去,骑上摩托就走了;你出了唐山市你去哪儿呢?
所以,这就还挺make sense的,为啥你哥谭市这么索多玛的地方还会有亚裔移民(很大可能是华裔,因为看着气质太华了)。
https://mp.weixin.qq.com/s/wsIQi_MsErbUBZaubMQVKg
我对公共话题的关注应该是始于刘瑜,WSJ最近对她的专访中提到,她苦恼自己从前写的文章,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被以“标题党”的形式翻出大量转发。其实也不尽然,高中的时候第一次知道她是从读者摘录的《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开始,作文杂志的边角也有一些穿插金句的缝隙,自由的光就从这里照进来。
感谢她那时给我播下了自由和民主的种子,我自诩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大体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虽然这几年日渐犬儒)。
在刘瑜鲜少出现在公共视野的这几年里,不少读者在豆瓣的drunkpiano小组里想念她。也想念那个时代其他活跃的知识分子,熊培云,周濂,何伟......(林达的书从1997年开始出版,但她那时候也突然火起来)大约在2010年的头几年,无论在出版界还是网络环境,都是自由主义盛行的几年。
是的,十年前已经要被作为一个时代来怀念了,高中时我看《民主的细节》还会嘀咕,这样尺度的书是可以出版的吗?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板上钉钉。何伟离开了中国,即便是温和审慎的教授也逃不过禁言和举报,这些话我十年前也许会发在微博和豆瓣上,但现在不会了。
昨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收到了疾控流调的电话,结果跟我说我十天前的某行程跟病例有一定的重合(但也不是时空伴随者那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过了7天健康监测的阶段,三天两检的时间也基本过去了,但是我的健康宝早上弹窗,我根本没有办法去附近的核酸点做核酸。于是社区的工作人员让我等消息,后来有一个自称工作人员的人加了我的微信。
简单了解情况之后,他就找我要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和具体家庭住址,我就要求他向我证明身份,否则我没办法给他提供这些信息。事情的高潮来了:他给我发了一张他统计其他个人信息的纸张的照片,我没敢仔细看,上面保守估计有四五个人的详细信息。
收到之后我就挺无语的,但也没有跟他掰扯,而是给社区打了电话确认工作人员的姓名和身份信息,确认完毕之后把我的信息发出去了。最后补了一句,强调说我已经把上面的图片删除了,因为有很多其他人的个人信息。结果对面的工作人员回我:“24小时没合眼了,望理解。”
我的感悟:太中国太典型了。你跟他说法,他跟你说理,你跟他说理,他跟你说情。工作出现了问题,是我太辛苦了,但根本上所有人都知道,是社区(其实是所有层面上)工作中对个人隐私保护完全没有敬畏之心,我也不知道我的信息会不会被这样发给别人,只能自我安慰说“只是一次工作失误罢了”。
脾气暴躁 喜欢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