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之可视不可见 @[email protected]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被贱嘴高华们嘲讽的“村网通”、“没文化的底层人上网”，恰恰是击破极权的机会。只要普通人可以在网络舆论中，说出和交流他们的真实生活（不管这真实生活多么微小、平凡、晦暗），极权政府的谎言宣传就无法维系。正如微博上有明白人所指出的：在这个国，任何真实的存在，都是反动的。

毛时代可以成功地树立雷锋这种虚假的道德偶像，那是因为，和雷锋处于相同生活环境的大头兵们，并没有在公共舆论中发言的机会，没法讲出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也就没法让公众知道，雷锋的事迹有多少谎言。

然而，当今却没可能成功树立起一个“大学生脱长衫卖烧饼发家致富”的虚假偶像，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真正在卖烧饼的穷人，他们也能上网了。他们就可以向公众说出来，“卖烧饼年收入百万”纯属放屁。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ql-05032024043051.html

大的来了！

笑了，很幽默

今天知道一件事。在我正式入职之前，大老板问过我要不要先远程参加一次组会（当时我已经有内部档案了，所以他们可以把我拉入会议）。

我那会儿刚分手，很需要工作来转移注意力，就答应了。现在想，如果当时不是那么极端的情况，我——可能也会参加，想快点熟悉业务。

结果大老板因为这件事（在入职前随口问我要不要参加会议-我答应了）被组里东亚同事当面大批评，大老板就说他和我强调了是自愿的，不参加什么都不影响。有一个中国局过去很多年、已经在那里转正的同事和他说：“不是关于你是否强调了自愿。你不明白你的那个请求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你以为是一道选择题，但我们不会say no，那对我们就是一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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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理解这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简单解释一下，在欧洲职场（起码在我所任职的国际组织），大家的一个共识是：权力极度不对等本身就是一个阻碍主体行使自由意志做出真·决定的重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方所谓的“选择”，极有可能是出于对可能存在的负面后果（典型如晋升/人际/薪资受影响）的恐惧才做出的。

考虑到事件的权力结构，弱势方没有多少自由做出选择的余地。这是结构问题，不是结构里填充什么内容的问题（内容e.g.强调自愿）。

事前会议的例子中：入职前参加会议不是员工的义务。如果员工想提前参加会议，会主动向上级要求。

OK。没有更多解释了，社畜缓缓累晕……

关于制造业的内卷，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观察，让我意识到一件事：平台经济之所以在简中会被玩坏，和别的很多（本来还不错的）事情一样，还是因为法治的缺位——平台为什么敢往死里压价？因为根本没有集体诉讼这么一说。任何具体的质量问题都可以推给工厂，而工厂反正也不用维护品牌形象，随时换个牌子又可以继续干。在这样一种生态里，除了偷奸耍滑以次充好压榨劳工侵犯知识产权，还真就没有别的活路。随想起最近另一则热帖“硅谷几乎已经没人在谈中国”，你说能怪谁？人家躲你都来不及，谈你干嘛？

多伦多方脸在接受美国之间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有趣信息：国安收买人的价码也就万把块钱。在知道他的收入远超这个钱之后就不提钱了，提啥呢？提“（如果合作）就可以自由回国居住（不抓你）”。果然如吴思所说，“合法伤害权”才是最关键的资源。对于这一点，法家最开始就想得很清楚：赏罚都很重要，但是罚比赏更好用（毕竟不用花钱嘛）。现在有个更文雅的说法叫“抓手”，本质就是“勒索式施政”，更直白点叫找“软肋”。海外反贼的软肋是啥？不就是不敢回国（而国内又有亲人）嘛。与其花大价钱收买，不如拿这种不要钱的承诺交换。反过来说，跟体制合作捞钱的为什么都是烂人呢？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是“拿钱办事打好这份工”的中立态度，全都是盯着在这个“合法伤害权”里分一杯羹。比如说，粉红大V真正的利益来源不是歌功颂德（这属于“打好这份工”的中立性质），而是狐假虎威到处乱咬。也就是在虎的默认/网开一面下，利用虎的“合法伤害权”为自己获得好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司马南毛星火，通过输出伤害获得话语权，再通过话语权挣钱。不那么典型的是胡锡进张维为，因为有体制内的身份所以不那么热衷咬人，但是总归是在挣“合法伤害权”这份钱，因为对手都被干掉了，所以他们才拥有了本不配拥有的声量和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