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时候我很小基本不记事儿,但碰巧在北京。前期对峙不激烈的时候,被抱着到马路边上看过游行,看过喊口号,民主万岁什么的;我当时具备一个中国小孩应有的素养:听不懂民主,听得懂万岁,但知道万岁是跟封建挂钩的;还问过一句“谁万岁?坏人万岁吗?”引起周围的善意哄笑。后来形势紧张,我们当时住在东总布胡同,晚上能听见枪响,就赶快回家了。住在北京劲松的亲戚给我讲过他们厂有多少人,包括退休的分厂厂长,死在广场上的情况(厂长是去找儿子结果被冷枪撂倒),年初去世的、我工作后的第一位上司当年劝我,也是说:“我当年,也是忧国忧民呐,大哭大闹,跑去卧轨……”他当时在武汉上大学。总之在我一贯的认知里,六四是混乱的、自发的、山呼海啸又戛然而止,无计划地发起而被有计划地镇压的;我反倒是98年克林顿访华的时候才知道王丹、吾儿开席这些人名,上了大学以后才看见柴玲发言的影像,还正好是她坐在床上边哭边说“我要走了,请你们一定要坚持斗争”那段,我当时就,你说啥,我也没因为那段就对柴玲下什么定论,实际上那段话让我没有了对她继续了解下去的兴趣;真的很难把说出这种话的人看成什么好人、乃至重要的人啊
我依稀记得自己读过一本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的读物,里面最让我感慨的一个人是一位律师,他大概本来参与的程度不深,所以事后没有蹲监狱什么的,他也没有选择出国,就留在国内帮一些被处理的参加活动的人打官司什么的(想想近年内地的风向,只希望他现在一切都好吧),他说“我们做的不够好,因为当年试图解决的问题,今天再看都更严重了”,当时在图书馆差点没哭了,这个可以跟王丹等人的姿态做个对比,天上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