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m @lunaluna 还是有可能的，做不到只是因为愿意做的人太少，这方面我们要跟香港多学学。

@iam @wotan 我刚刚思考了一下的确是这样，不知道这种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改变。我要去多了解一下这方面。

@lunaluna @wotan
常见的社会思潮的实践方式，游行投票推动法律政策，或是通过NGO 等组织方式来帮助受害者，在中国都是no-go
解决这个我觉得还真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

@iam @wotan 我想了一下在美国这边我们基本上最简单直观的事情就是选举投票，但是想了一下在中国没办法做到这点，于是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lunaluna @iam @wotan 选举和结社很困难，但理论上还可以cancel？当然实际上好像没见有多少cancel刘强东的。

@light @iam @wotan 这让我在想cancel文化的实际性。

@lunaluna @light @wotan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有多少cancel 后做出了反馈或改进的企业/机构，他们是因为实际的经济影响而反应的，还是因为PR 原因，企业价值观等原因。
企业价值观指的是某个分部或个别员工做出的事情与企业价值观不符，被曝光后企业出于内部的考虑而修正。相对来说更高的是因为企业的内部而不是因为外部因素

@iam 没太明白。你是说大部分情况下，只有当企业有自己的价值观时才会收到cancel的冲击？所以（大？）部分的中国企业没有价值观，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试图去cancel他们也没有价值？
@lunaluna @wotan

@light @iam @wotan 说句题外话，好喜欢现在这个讨论的氛围！我觉得我每天都应该这样，太开心了！

@light @wotan @lunaluna
差不多，不过我不想说的那么难听
对Cancel 作出反馈可以有很多原因，我之前说的三个都可以是某个企业某个反应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把它们一律归为企业赚钱考虑是简化问题。
企业价值观在中国没那么好用的你讲了。
商业收入因素我也觉得有限。现在企业都开始大量考虑下沉市场了，女权至少是微博女权，主要考虑的还是一二线城市年轻女性的议题与权利和权力，她们能代表的购买力的potential 影响也不够吧。PR 也是类似的因素。

@iam @wotan @lunaluna
也许吧，你说得挺抽象。我还是（何不食肉糜地）好奇京东这个具体例子：刘强东有过半的投票股份，所以下台之类是不大可能了；但也没有听说有面向「一二线城市年轻女性」的品牌在客户的要求下退出京东平台，或者类似的事件发生。这毫发无伤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人组织动员「一二线城市年轻女性」？有动员，但被京东和舆论平台合谋打压了？「一二线城市年轻女性」主流对动员不敏感（行动不成规模）？「一二线城市年轻女性」主流认可对刘强东的指控，但不同意因此对京东进行抵制？「一二线城市年轻女性」主流并不认可对刘强东的指控？

@light @wotan @lunaluna
很多人都说过我说话云里雾里太抽象不好理解

其实我本来想说的点是，只有一二线年轻女性，是没有足够的影响力的，因为总体来讲，愿意为理念而做出额外行为的人是少数。比如说“你支持女性平权吗”这个问题能得到很高的支持率，但是“你为了支持女性平权，愿意每月付出多少钱？”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才能真正的反映大家的*行动*意愿。在这个基础之上，扩张整体的pool 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率的策略。

针对你具体说的这几点，我想了一下，我并不记得有“要求品牌推出京东平台”的舆论发生，对京东平台本身的抵制倒是有一些。不确定为什么前者策略没有获得声音。

@iam @wotan @lunaluna 我倒没觉得不好理解，我说抽象的意思只是想收敛到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分析。

每个人愿意承受的牺牲和不便当然往往有上限，但动员者还是有可能引导这个能量集中在能产生反响的地方，不能斩首或堪折羽。
（腰疼，就说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