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在知乎看过个帖子,讨论留学生为什么选择回国,下面有个人大概意思是,美国真的很好,但美国已经这么好了,觉得自己留下来也做不了什么,不差他一个,但回来中国就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这是一个可以说服我的逻辑,但我的理解,也不单是“报效祖国”的朴素热情,更多是“自我实现”吧,或者说“爱国”这事本身,甚至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是需要和“自我实现”有所绑定的。

从清末那批庚款留学回国的学者开始,到建国以后回来造原子弹的那批人,其实还是挺好理解的。抛开中国之后的变化,毕竟哪怕留在美国,也不会有几个人取得杨振宁、李政道那种成就,更多也就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学者。

说回现在“润”这件事,最适合的肯定还是一直在读书,或者刚毕业,反正本来在中国也没什么事业根基。或者现在个人发展就遭遇困境,出国也算找个机会。毕竟国外再差,地板都有这么高,但混的还不错的人,心态就比较难。毕竟绝大多数人,被砸疼,甚至直接砸没了,还是小概率,何况这里本就是凭概率生存,可能也习惯了。

记不清去年还是前面,有个找我咨询的女生,应该是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在字节跳动做程序员,好像毕业没两年,一个月到手就有3万以上。聊的时候我和她说,你如果想直接来日本找工作,应该三年以内不可能达到你现在的收入。后面也没有联系了,不知道她没有没有来日本,现在又过的怎样,在这两年里经历过些什么。

如果18年初的时候,我有这个收入水平,或者更好的工作预期,可能也不会来日本,至少不可能这么快付诸行动。虽然现在看觉得太明智了,所以有时候也是福祸相依,眼前的困境也可能是转机,毕竟人生始终是一个选择大于努力的游戏。

可以自由地呼吸有多重要,这个事真的是因人而异,世界上也有很多很重要的事,陪伴家人,追寻爱情之类的,因人而异。最后无非是各自选择,各自承受,无法被他人指摘。

所以我从来不劝别人“润”,真的找到我来问,我也会先说你可能遇到的困境,遭遇的失落,过的可能多惨。但如果最差的结果你都能接受,那这个选择必然是没有问题的。

能不能接受最差的结果,一直是我觉得做选择最重要的依据。不要天真,不要幻想,生活在哪里都不可能很容易的。

我一直很喜欢《死神》的开篇,刚刚叛逃的蓝染对雏森说的那句“憧憬是距离理解最遥远的距离”,适用于人和人的感情,也适用于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台湾和中国,就像韩国和朝鲜,虽然台湾的自我认同会更复杂一些,包括原住民,包括日治时代。但现在台湾的文化主体,还是承袭的中华民国,特别是国语的普及。而且和朝鲜半岛一样,老一辈很多因为战争而骨肉分离。但随着时间的消长,这种联系和认同感一定是越来越弱的,台湾年轻人不会觉得对岸的人除了也说中文以外,和自己有多少联系,可能韩国人看朝鲜也差不多吧。当然因为国家体量的关系,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会不平等的多。我是一直觉得无所谓的,只要生活在那里的人过的好,是归哪个政府又有什么关系,只是唏嘘下这种血脉相连,又渐渐疏离的感觉吧。

小药水 boosted

以前知乎上有人将章诒和与资中筠做比较,用资中筠的理性和通透来反衬章诒和的戾气。当时我还觉得挺赞同,但现在愈发地觉得,愤怒是一种可贵的情绪,保持愤怒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

我看那些夹边沟幸存者的访谈,提起往事他们大多心情非常平静,有时候甚至还带着笑意。因为原谅其实比保持愤怒要容易得多,它是一种身体出于本能的自救。因为人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卸下那些情绪的重负。

香港的舞台剧《5月35日》里的那个天安门母亲,在六四之后的三十年一直怀着丧子之痛和对中国政府的愤懑,她的夙愿是在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自己的儿子。

但我还从《反派影评》的波米口中听说了另一种天安门母亲。据说那场血腥的镇压后,一对农村父母去某高校为在运动中殒命的儿子认尸,见到领导后他们问的第一句话是:“这件事会给我们定性成反动吗?”但是我没有立场苛责这对父母,因为经历了一次次泯灭人性的政治运动,对于中共的恐惧已经根植于他们的记忆当中了。

我只是想说,在中国这个社会,选择保持愤怒的人是可贵的,他们选择用消耗自己的方式来对抗遗忘。

我记得十年前关注章诒和的微博时,她的个人简介里写的是:“只会讲老故事,讲完就去死。”如今章老已经被禁言好多年了,我希望她身体健康,希望她能把所有的故事讲完,希望这个国家还能让她继续讲故事。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勇敢的人,最多也就发几句牢骚,甚至茶都没喝过,不过也经常看到有人问“这有什么用呢?”。人蝇营狗苟一辈子,又有几件事是真正有用的呢,什么又是有用呢,不过就是眼睛一睁一闭,匆忙一生罢了。

想到之前有一期播客节目,听刚刚离开中国的慕容雪村谈关于“牺牲自己有什么用”的话题,毕竟现在很多人哪怕愿意站出来,最后等待自己的结局也只有悄无声息的消失。慕容雪村说他2014年去布拉格参加一个会议,有一个经历过苏联末期的俄罗斯学者说了一段话。

“在这样的系统中,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你要做一个反对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要做好成为时代的沉默者的准备,就好像一片大海,几米以下都是没有光的,你就会被扔进去,死的无声无息,后人也不会记住你的名字。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这个社会之所以能产生变化,就是因为有无数的,时代的沉默者,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虽然很残酷,但有时候就是必须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可能死在暗无天日的黑夜里,没有人记得我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我们因何而死,但我们可以欣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尸骨上所发出的微弱的磷光,依然可以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我也许永远不可能这么勇敢,更没有权力去要求别人勇敢,但至少我不会觉得这是没有用的。

我也许永远做不到,但这应该是我一生的信念,甚至是一种审美的标准,关于一个人,人生的价值。

愿意穿上白卫兵的制服做“志愿者”的人,愿意排队做核酸检测的人,愿意上大巴的人,愿意开大巴的人。每个人可能都觉得自己没办法,回头大巴就已经在凌晨的高速公路上了。这辆大巴是这样,这片土地又何尝不是这个逻辑。国家变成这,哪个中国人能说自己没有责任?

中国人坐在大巴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甚至几乎没有悲痛的感觉,悲痛又有什么用呢,该流的眼泪,武汉封城的时候就流干了。

最深的无力感在于,在这片土地,做太多太多的事情,可能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会被轻易摧毁的。你想去保护的,那些最珍爱的东西,除了去摧毁那最底层的荒诞逻辑,别无它途。

我现在都很难想象中国的“清零”运动会以何种方式结束,就和70年代时候,人们可能很难想象文革会以各种方式收场。荒唐的政治运动,也许只有戏剧性的收尾才能呼应。

“窜访”这词有一种求而不得后气急败坏的感觉,可能不是很贴切,但人家来你家就是“友好访问”,去隔壁邻居家,哪怕就你说的,是你要闹分家的儿子家,就是“窜访”。就觉得特别小心眼,甚至很下作。和追求一个美女不成,就说人家是“荡妇”给我感觉差不多……外交部门以前也不是没有立场,比如xx会见了西藏大和尚,我们表示抗议,确实没什么威力,但至少用词是体面的。外交官和泼皮无赖一样,就蛮文明古国的,上行下效,莫不如此(

安倍遇刺带来的余波依然在日本震荡,随着凶手山上彻也的身世,背景,动机不断被披露,除了对山下同情和理解的情绪。对统一教会的关注,特别是它和日本政界的关系也不断被挖掘。

统一教会这么多年因为“灵感商法”的问题,在日本有众多纠纷……比如很多人都知道的,卖上千万日元一本的《天圣经》……在1997年,统一教会想改名“世界统一家庭联合”,但改名字了可能就会让民众以为是一个新的宗教团体,而很难和原有的纠纷联系起来,所以这个申请一直就被搁置。直到2015年被通过,这里面是否有利益输送,自民党又牵涉多深,自然把时任文科相,文部科学省的负责人下村博文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些在我们看来就是“邪教”的宗教团体,能在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横行,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信仰自由的旗帜……但这东西的悖论很多时候和欧美提倡“多元”“包容”的副作用是一样的,你是多元、包容了,但你如果多元、包容的对象是一个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严重的东西……虽然短期看可能对争取选票有利,但长期是在腐蚀这个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共识,造成更深,更危险的割裂。

在敛财、思想控制、信众人数上,统一教会都还远不是最厉害的,至少不如新天地教。如何在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规训这些新兴宗教的活动,希望安倍的死,能带来更深远的转变吧。

人都死了,也不能白死……如果能成为一个重大的转折的契机,也算死得其所……

日本的宗教和政坛联系密切,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宗教对信众的控制,可以带来稳定的票仓。投票率越低,宗教团体的影响力就会越大,哪怕他们的信众比例在国民群体中其实比例很低。安倍的死,也算把宗教团体对政坛的影响,毫无保留的剖开摆在所有人面前。

也不仅是日本,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一样,比如最近讨论火热的由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判决引发的堕胎权争议。其实就在罗案的那个年代,美国绝大部分福音教派的信众并不反对堕胎,这是右派几十年的漫长时光中,通过媒体、教会,潜移默化施加的影响。时至今日,反对堕胎已经成本了福音教派的基本信条,也成为了美国保守势力高举的旗帜,更是选举时右派不可撼动的主张。堕胎权的争议也是更进一步撕裂了社会,细想都很意思的。

就是你如果不表达,选择沉默,民主的机制就是会放大不理性甚至极端的那部分力量。民主国家如此,在另一些地方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选择发声需要承受的代价,会比民主国家大的多,但如果希望自己所在的土地能有所改变,这就是无从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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