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突然警醒(翻译成英文的话,大概可以用美国极右翼近来最痛恨的一个词:“woke”):推特自从被Elon Musk接管之后,有了两条时间线——一条是算法推荐的“推荐”栏,一条是个人关注用户发布内容组成的“关注”栏。就我自己的使用体验而言,“推荐”栏能让我看到我关注之外的更广泛的内容,使用起来还算新鲜有趣。因此,我使用“推荐”栏的频率远比“关注”要高。直到这次巴以战争开始,看到有记者表示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此次战争的信息的一大特点便是主动的信息污染(disinformation)和假新闻泛滥(misinformation),而Musk治下的“X”又素有纵容、包庇信息污染,甚至主动提高假信息可见度的特点。这让我意识到,我所习惯于阅读的“推荐”栏中,即使被Musk的算法机制插进来一两条disinformation,我也根本没法及时识别出来。这意味着如果我要通过推特来获取信息的话,势必需要改变获取信息的策略:一点都不能犯懒,必须通过主动搜索自己信任的信源,或是搜索自己信任的人来获取。

//虽然欧洲犹太人丰富的批评传统永远也不会被消灭,但以色列随之产生的教权-世俗混合体——由任何“边境-熔炉社会”(frontier-cum-melting-pot)的一般特征所决定,总是容易产生平庸的男子气概和最大公约数大众文化——对于智识生活是致命的。但在政治生活中,教权-世俗混合体一直是一种稳定机制,将政治生活焊接成看似不和谐但实质上牢固的形式。//

直到我在《黑袍纠察队》衍生剧《V世代》剧中虚构的新闻里听到,“A-Train成为加入‘超级七人组’的首位非裔美国人”时,我才真正体悟到了在主流政治和商业话语中的“成为xx组织中首位非裔美国人”的涵义为何。只要看过原剧便不难知道,A-Train是个烂人,but here we are,他现在穿上了一件经过认证的光鲜外衣,拥有了自己并不相配的“社会声望”——正如多数拥有极高“社会声望”,处于人气和公众爱戴顶端的人一样。
拥有着“美国首位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副总统”的光彩头衔的Kamala Harris在过去的从政经历中,实施过“tough on crime”政策——一种对非裔美国人及其社群的福祉甚至生命健康都影响巨大的政策。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建制中被允许掌握权力,其前提却是要对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同胞下手,以此获得“入场券”。The irony. 于是我想起一个左翼写作团体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到的亚特兰大在上世纪60年代对“种族议题”的“治理思路”:从(白人掌控的)建制到商界一致认可,允许更多黑人在商界和各级、各类政府部门掌握职权,但交换条件是他们必须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此外,也要对有色人种社群采取铁腕治安管理手段。具体内容引用如下:

“反映在亚特兰大之路策略中的先发措施的基本结构是,要求黑人担任政治职务并在行政、警务和司法系统中任职;作为回报,担任这些职位的黑人将对该地区的黑人和贫困的大多数人口采取限制性政策、削减预算和推动大规模私有化。许多佐治亚州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确保种族不平等问题取得进展意味着为开发商、大学、建筑公司、行业和房地产投资者创造财务和商业激励措施。裙带关系赞助制(Nepotistic patronage systems)——类似于世界某些地区所说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m)——被预期培养出蓬勃的黑人中产阶级。”

//正如西亚经社委员会的报告所解释的那样,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制度使巴勒斯坦人民分散开来,并将每个部分都置于不同形式的种族统治之下。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军事统治的对象;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只有脆弱的居住权;拥有以色列正式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面临合法化的歧视;巴勒斯坦难民则被系统性地阻止返回家园和土地。然而,每个群体都受到来自同一个种族隔离国家的统治。//

我注意到纳粹这一议题在现当代影视、出版和公共话语中的存在,在各个(名义上的)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大国——即使是那些审查制度最为严苛的国家——的民间社会中的呈现,其实是大差不差的。我想,一方面来说,击败纳粹,对法西斯主义(表面上)的反对是这些日渐对立的大国之间仅剩不多的共识,是作为获胜者对二战战后秩序的主动维护;另一方面,纳粹这一题材的呈现和探讨似乎却越来越起着自欺欺人的作用,就好像击败纳粹之后,世上再无纳粹。事实却是,纳粹过去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敌人”(苏/俄)、致力于彻底消灭掉的“犹太死敌”(今日的以色列)、“国际犹太人阴谋集团”(美、英、法),还有“布尔什维克敌人”昔日的盟友,今日要么已经在做着和纳粹德国完全相同的行径但是矢口否认;要么都已经懒得否认;要么就是已经对纳粹统治的逻辑已经欣然接受;有些则是(一些国家的极右翼)对于自己向着法西斯主义的深渊疾驰已经毫不掩饰……
所以,my point is,在世界各大国社会中关于纳粹的叙事,除了作为对战后资本主义秩序的共识之外,更是各国统治阶级用于为自身合法性来源提供障眼法的工具之一。


不知道悲伤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感受到强烈的悲伤,并持续一段时间,我反而就会因为耗尽心力而最终放松下来,因为已经没有能量可以用来继续悲伤了。这也是我最近多次体验到的情绪波动。不知道是不是就像“燃尽可燃物之后火灾就会停止”的道理。

11月24日,一名身背超人背包的男子在重庆某小区门口,怒骂防疫人员是“走狗”、抨击“天价胡萝卜”、“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不自由和穷,我们现在全占了。我们现在还在为一个小感冒折腾”、“不自由毋宁死”,持续发表大家不要被疫情打垮的言论,引来警察,使用暴力想强行将人带走,男子向人群中喊“帮我一下”,随后居民从警察手中将其救下,并欢呼着送他离开。

上网又发现咱国这个防疫语言真是日新月异,现在又有:流动性管理、围院式管理、低水平社会活动、扩面核酸检测、非静默相对静止、混管追阳、高质量核酸、建置防疫安全泡泡、闭环管理、脱环流程…… 相比起来,英文是真的不懂藏,Lock down。统治阶层如此变着花样玩文字游戏,愚弄百姓,普通人敢碰一下就进文字狱。

之前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说微博左派对工人的想象只有抒情,工人的反抗力量事非常大的。我不否认后一点,而且17年开始,国内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运动几乎都是工人组织的,比如19年塔吊车工人罢工,18年底湖南尘肺病工人去深圳讨要说法等。但是也别把工人的能力过于前置于一切之上,我觉得这需要理解一点韩国工人运动的历史。

具海根(Koo Hagen)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里写过,从没有权利意识到组成全国总工会并且组建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大约经过了30年的抗争,全泰壹的自焚是催化剂,让知识界意识到必须和劳工站在一起,同时70年代对工运的镇压以及抗争的失败也提醒了很多人工会的必要。而且和很多运动一样,早期到中期,韩国工人的抗争多数是女工先参与以及到处动员。80年代光州事件之后,很多大学生被开除后反而是进入工厂帮助工人建立小型学习会学习劳动法和提高权利意识,这里面大多数也是女性。虽然87年左右的大型罢工都是男工开始主导,但相比起中后期的罢工,70年代开始早期罢工更危险(直接面临处死等生命危险),而且早期的动员和学习帮助劳工阶级建立起了权利意识,才有了80年代的后续。所以最重要的是知识界和劳工界的联合,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开始频繁抓捕研究劳工运动的学者,比如方然等;还有帮助劳工建立权利意识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北大马会那些真正的对劳工同情的学生,岳昕和沈梦雨等。这也是为什么佳士运动影响很大,因为一旦劳工有了知识,有了自我意识,有了主张和夺回被剥削被剥夺的生活想法,那会让劳工有具体的诉求,有诉求就能凝聚人心,团结抵抗,那才是劳工力量真正强大的时刻。

当然,也和很多运动一样,韩国女工的经验和历史被遮蔽和抛弃了,但很多早期参与抗争的女工在民主化之后也并没有放弃政治运动,甚至“深具阶级意识”,继续参加各类女权组织或者NGO活动。具海根这本书04年有出过中文版,之前zlibary上有,不过现在也有个在线地址: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
韩国60-70年代的劳工状况,和你国当代有些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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