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jojar paratiisissa @[email protected]

但我发现我和很多中国朋友都喜欢人死如灯灭的虚无主义，让我们觉得有安全感，人死了就没有了，我们不留下什么，我们不再存在，生前的一切如烟消散，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再也没有红尘纠葛，再也没有牵扯，再也不会痛了。我们想要的是“再也不会痛了”。因为生太痛了，活着，像余华想的那样，太痛苦了。如果死了还有存在，甚至还有另一个世界，我不能相信那个存在就会是平静或幸福的，生者的这个世界荒诞到让我无法相信能有另一个完全幸福的空间，我不能承受死后再进入一个荒诞世界的风险。人死如灯灭，是对我的一种宽慰，因为大不了还可以死啊。

“Let me in, there’s a man in the forest”

区区几千块钱的薪水，却要承受上万倍的痛苦，
这叫千薪万苦。

憨湘云醉眠芍药裀

身体的休息是放松肌肉伸展身体避免久坐充足睡眠；大脑的休息是把注意力放在不同类型的事情上，工作阅读学习画画冥想发呆轮流来；情绪的休息是让自己安全和放松，做点让自己觉得愉悦和满足的事情

生存模式下的状态，诸如肌肉紧绷、情绪压力、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升高、感到紧迫和危机，这些应当是需要冷却很久、消耗很大、必须的关键时刻才要用到的技能，永远不应该成为常规的状态。没有生物能够在殚精竭虑的长期的生存模式下得到发展，这是生物的应急策略而不是最优策略。

上一条之外，再写两件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的职场旧事。我写这个，倒不是想揪旧事不忘，也不在乎曾经稍微刺痛过我的人了。而是想提供一些我希望我自己，在是大学生、实习生、或者职业早期能够读到的东西。它既不是关于进步和升职的职场叙事，也不是什么那种不是心灵鸡汤的职场经验。我是希望讲个很简单的道理：“职场是个随机性事件，有时候，哪怕你受到的批评，它也不是你的错，甚至不关你的事”。

做记者时，有一次我出差去杭州参加一个大公司的群访。

采访完，我编辑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采访情况，我简单汇报两句，她劈头盖脸地一阵批评，说我白跑一趟、说我没有采到有效信息，说我没有问题意识……结论是，以后我出访的采访提纲也要先和她过一遍。她是一个语速很快、说话如连环炮，且性格极其强势的人。我当时非常非常失落和伤心，当时的我全盘接受了她的批评，认为自己是个很糟糕的记者，浪费了一次采访机会，让编辑失望，边哭边赶路回北京。

几个月之后，是我们公司的春节年会。年会上，有一个环节，是播放拍摄编辑记者的日常工作的紧张状态。其中播放的一段工作vlog，就是我编辑。视频的内容，居然就是当时她对我的批评。摄影师镜头视角下，摄影师来到她的工位前，问她一般怎么指导记者工作，然后她拿起手机，想了一秒，就给我打电话。展示出来的内容，完全剪掉了我的回答，而她的“伶牙俐齿”的虎狼之词，甚至被剪辑成了综艺版的、很多刻意戏剧化字幕。

我这才惊悟，这段批评与其说是为了教训我，不如说是为了展示她如何教训人。

看完，大家，哇，可真是“厉害”的编辑呢！那个年会之后，我回家又哭了很久，觉得很委屈。哎，我这个爱哭鬼在那份工作上真的很经常哭。其实那之后，我为那一次采访介怀愧疚很久。如今我认真回想，我的提纲在多大程度上糟糕到匹配她对我的恶语相向？或许当时我是经验不足的记者，但远没有差到那般地步。以及，我才意识到，从那之后，即使我真的有提前给她发我的提纲，但是她也并没有真正的给我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另一件事。

某年我参加博鳌论坛的采访工作，和公司里另一位非常非常出名的前辈记者一起。这位前辈恰好也是我的校友和同门师姐。

在博鳌会场，海南电视台的记者举着麦克风，来采访其他媒体记者，问对海南以及这次会议的感受等等。我当然也不是出头鸟，就往师姐身后躲。但是这位师姐对我说，齐姜，你应该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介绍咱们媒体的机会，给咱们公司打打广告（我前供职媒体是付费订阅制，所以）。

当时我把前辈记者都当领导看，让我干啥，我一般都觉得义不容辞，所以我就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师姐也是好意，拍了一张我接受采访的照片，发到工作群里。

那一瞬间，我编辑就给我打电话，吼着质问我，凭什么代表公司接受采访，我是否申报流程备案等等。我吓坏了，当时感觉接电话的手都麻了，我赶紧说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流程，是XX师姐记者让我接受采访的，我要不要去试试给电视台的人挽回一下，说不要放我的内容。我太惊恐了，就打开扬声器，向站在我身边的XX师姐求救，说，“XX你帮我给我编辑说一下，我不是故意违反公司规定的。”

XX师姐很好，结过我的手机，立刻给我编辑说，“啊，是我让齐姜接受采访的呀，我在场啊，她讲的挺好啊blah blah，你别那么紧张。”

扬声器还开着，我就僵硬地站在一旁，听见我编辑从电话里对她说（以下是我这辈子想忘都忘不了的原话）：“这种新记者你不打压，以后她气焰比你都嚣张。今天接受了电视台采访，以后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不同于我张牙舞爪的网络性格，那时候我在职场中刻意低调，是依从性很高的人，绝不是高调的类型，以至于离职后的我前同事变成我朋友后，惊叹我的第二人格：“omg我一直以为你是很乖的人”。她把“打压”说出来其实也毫无必要，因为当时我对她有种言听计从又怕又崇拜的心情）

这两件事是我那段职业中每每想起都有些不适的小事。但我也要公允地说，那是我珍视的一段职业经历。首先，那家公司仍然是中国少见和稀缺的好媒体、是我自己现在还会付费订阅的媒体。我有很多优秀的同事慷慨地教会我很多事，让我从一个什么都写不好的小菜鸟一度变成稿王（工资太低了我纯粹是为了稿费以及有点恐惧心理驱动）。我现在一些最好的朋友也是当时的同事——但我们友情的起点源自我们的辞职哈哈哈。当然也有很多遗憾，我原本的设想是在那家媒体沉下心来成为像我师姐那样的优秀的记者，但是我没有能做到，只呆了很短暂的时间，成为我内心真正的难以释怀。当然我离开的原因极其复杂，且和这位编辑无关。直到今天，当时写的稿子，尤其是那些写得不好的，仍然在夜深人静时阴魂不散，让我面红耳赤。那位编辑，我依然觉得她是个优秀的记者，也给过我很多启发和指导。远距离地看，她或许也有可取之处，或许她只是不适合做领导或同事。从她的视角上看，上述两件事她当然一定自有她的合理原因，我也不想纠结。回到最初，我为什么进这个组而不是另外的组，报道什么选题跟什么行业，很多安排并不是我的选择，而当时的我也没有能力判断或选择。

职业就是这样的随机，人和人之间也是莫名其妙。是化学反应，还是不经意间丢下的骰子，成败亲疏其实都不受个人掌控。如果我可以穿越回几年前，我只想让我自己放轻松些，我当年的那些紧张真的都毫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