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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校园有一个角落被称为“Ugly”（其貌不扬），我的朋友们周一到周四晚上都会在此相聚。Ugly算不上是大学图书馆，这幢建筑与它的名称一样其貌不扬，它是一幢20世纪60年代的钢铁玻璃房。虽然与图书馆相比，它看起来更像是州政府的办公室，但Ugly还是成了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每夜读书的圣地。与其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看书，不如说我们是为了逃避宿舍的喧闹氛围、无聊的八卦、在草坪上嘶吼的醉汉，以及四处可见零食残渣的会客厅。我们到Ugly就是为了寻求一份安宁。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几乎每晚都要学习4到6个小时。我们通常会到Ugly去自习。我的室友鲍勃在学校排球队打球之余，晚上大都会去Ugly自习。这已经变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他去Ugly时通常会在背包里塞几瓶百事可乐，带上书本、钢笔、黄色荧光笔和记事本。鲍勃用糖和咖啡来提神的时候，可以在阅读室里连坐几个小时，憋住尿意，聚精会神地看完好几页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法律教科书，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他写论文的时候，可以一口气坐着手写40页纸，然后再去上厕所，走回宿舍，再喝一瓶百事可乐，然后把这些手写内容输入电脑。鲍勃在大三时加入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他进入斯坦福法学院时一直保持着这种良好的学习习惯，毕业时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后来他成了一名极其成功的企业证券律师。我曾经试图模仿鲍勃的学习习惯，表面上看我似乎成功了。我也买了一个和他同款的背包，在里面塞几本教科书，带上阅读作业、钢笔、记事本和黄色荧光笔。有时候我会和他一起在晚饭后走到Ugly，讨论体育比赛和女人。之后他就会走到自己最喜欢的桌子，埋头做功课。我也会找张桌子，努力让自己也进入状态。但我在Ugly做事的风格和鲍勃有所不同。准确来说，可能有很大的不同。鲍勃有书本和百事可乐陪伴，可以毫不分神地连坐几个小时，而我却连15分钟都坐不住。我可能会努力坐一个小时或者30分钟，尽量研究日本县城的情况或者早期工业时代对英文小说的影响，但一切都是徒劳的，我还是做不到。我最终都会离开自己的桌子，走向那些摆放着精装杂志的书库，然后一头扎进《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中。我可以连看几个小时的《体育画报》，那时候这本杂志上刊登着许多田径赛和其他奥运会项目的内容。我就这样沉浸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大型室内运动场）的室内撑竿跳和圣摩里兹（瑞士城镇）的四人雪橇赛的报道中。《体育画报》上的冰壶运动真是太吸引人了，我完全沉溺其中而不自知。毫无疑问，我在Ugly杂志堆中打发晚自习的行为，当然不会让我拿到什么好分数。我对日本县区的了解还是很贫乏。我最后还是以最低的学分标准拿到了政治科学的学士学位。我的平均成绩为3.1分，只有电影艺术拿到了A-，其他几门功课都是B。我拿到的B其实和C没有太大区别。斯坦福大学允许学生在期末考之前两周退出某门课程。所以，如果你准备拿C或者更差的成绩，不如直接退课好了，这对你的成绩单并没有什么影响。鲍勃凭借全A的成绩进入了斯坦福商学院读研，而我却只能拿着B级成绩在《跑步者世界》当编辑助理（后来离职了），做保安和洗碗工。很显然，我在Ugly的杂志堆中浪费了自己的大好年华，不是吗？又过了十年，我的前额皮质终于成熟了，我的行动能力也开始觉醒。虽然我在这两个方面起步都很晚，但我还算是个负责任的成年人。我曾在帕洛阿尔托研究所担任科技撰稿人，也在硅谷的一家广告公司写过文案。后来我结婚了，拥有了自己的公寓、一辆新的大众捷达、一台苹果电脑和一台激光打印机。这一切还不算太坏，至少我走上正轨了。我朋友托尼的欲望可不限于此。他是一个比我更有进取心的人。他曾在硅谷银行担任贷款人员，也曾经在事业发展的低谷中挣扎。他想成为银行副总裁，然后再成为一个成功的风险投资家或者富有的企业家。他想要名利和权力，他迫不及待地想得到这些。他曾多次吐露自己想成为一名硅谷名人的心声。有一天，托尼看到了我在苹果电脑上为多位硅谷客户撰写的新闻，就问我如果有一台苹果电脑，是不是就可以使用Quark Xpress之类的页面排版程序、Adobe的字体和一台激光打印机来设计一份杂志。我说，当然可以。于是托尼就提议：“那我们就来做一份硅谷商业杂志吧。这样大家就会来关注我们了。”他对这件事很上心。他让我设计了一些图版，然后拿给自己的发小儿——年轻的风险投资人蒂姆·德雷伯（Tim Draper）过目，并从蒂姆那里得到了6万美元投资。之后，他就辞掉了在硅谷银行的工作，一年后我们就推出了硅谷的首个商业杂志《向上》（Upside）。托尼负责集资和出售广告等业务运营，我是杂志的编辑和设计师。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Upside的基调。我认为商业杂志需要一个噱头。这种杂志必须更为激动人心，能够捕获风险，激发勇气，洞察创业公司竞争激烈的本质，要有关于风险投资、投资银行、上市和追逐名利的故事。有一天，我灵感突现。我想到了商业杂志应该更接近体育杂志。于是我决定要让Upside走《体育画报》那种路线。在十多年前，我就在Ugly的杂志堆中阅读了《体育画报》从1954年创办开始的每一份过期期刊，我一直是该杂志的粉丝。实际上，我反复阅读了《体育画报》的许多期刊，并因此获得了一些发现。我注意到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丹·金肯斯 （Dan Jenkins） 、安妮塔·胡瑟斯（Anita Verschoth）和弗兰克·德福特（Frank Deford）等人的精彩文笔。我还注意到了《体育画报》使用的字体和抢眼的标题，以及画报中精美绝伦的照片和插图。我最喜欢《体育画报》的设计技巧之一是它使用了阿诺德·罗斯（Arnold Roth）和罗纳德·塞尔（Ronald Searle）等插画师的讽刺漫画。优秀的漫画师能够将高尔夫球手紧张万分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准确描绘出他们想赢得大赛的那种急切的心情，而摄影师的镜头无法捕捉到这些微妙的心理活动。我很喜欢讽刺漫画，我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解决Upside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商业杂志不像体育杂志那么有趣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商业行为并不能在赛场上展示，不会暴露在高声呼喊的粉丝和电视摄像机之前。在体育界，无论是球赛还是对抗赛，它们何时进入定输赢的关键时刻，观众都会看得一清二楚。体坛记者会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摄像机也会准确地将其记录下来。但商业领域的尖峰时刻应该是什么样的？是一笔大交易一锤定音的时刻吗？是一个重要员工踌躇满志地离开公司，自创一家竞争公司的时候吗？我认为，展示这种尖峰时刻的唯一方法就是以讽刺漫画的形式重现这个过程。所以，我决定让Upside在文字和图片风格上效仿《体育画报》的风格。我不采用展示商业过程的照片的方式，而是运用了故事漫画和讽刺漫画等其他一些元素。我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因为我在Ugly杂志堆里泡了好几年，对《体育画报》了如指掌。我对Upside的预感是正确的。发行杂志不到一年时间，我就让稚气未脱的太阳微系统CEO登上了杂志封面，用漫画手法将其描绘为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著名的《大卫》雕像。我还托人撰写了一则关于甲骨文公司的长篇调查报道，将其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描绘成正在与部下指点江山、一路所向披靡的成吉思汗。我还将当时的苹果CEO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描绘成沙盒中的“小爵爷方特勒罗伊”(1)，不断应付迎面袭来的沙子。Upside发行不到两年，科技和风投领域的每个人都开始关注我们的杂志。微软的比尔·盖茨接受了我长达四个小时的专访，《福布斯》有意收购我们。史蒂夫·福布斯录用了我，让我收获了前途光明的事业。现在看来，当时我在Ugly杂志堆消磨的时光并没有白费。虽然这很影响我修学分，但也激发了我后来开创事业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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