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註釋如下：（part1）

玛格丽特于1902年生于中国南方。在我们对她进行采访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温哥华。
她的故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她是1910年移民到加拿大的——在人头税法案以及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下，这时有条件进入加拿大的中国女性不过寥寥。担保她入境的“亲戚“大抵非常富裕，因为他们需要她缴纳500加元的人头税。玛格丽特还是最早在维多利亚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华裔女孩之一。
她谈到不得不出国教课，因为加拿大的歧视性政策不允许她成为这里的教师。她是在排斥法案时期[1]离开加拿大的。因为加拿大法案对华裔加拿大人独有的限制，她在两年后才能再次返回这里。
玛格丽特的故事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她在孩提时代和后来人妻的时候都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以至于她两次“离家出走”。她身上所展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的幸存者的史诗。
1989年，在接受采访三年后，玛格丽特在温哥华去世。然而，她永远留存在我们的集体记忆里，活在我们的心中。
[1]譯者注：指的是1923年排華法案生效之後，一直到1947年法案廢除之前的這段時期。

口述历史并非是信手拈来的易事。我会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我的父亲是个赌徒，他也抽鸦片。他没有能力抚养他的两个女儿，所以他把我送人了。我成为了我亲戚的养女。在我八岁时，我的亲戚把我带到了加拿大。他们对我不好，所以我逃掉了。我就如同他们的女奴一样！我被逼着劳作，还总是吃不饱饭。我的姨母对我很不好—总是打我，什么都丢给我做。我的叔叔很好，但我的姨母非常刻薄。她什么都没有教给我——她是个哮喘病人。最后，他们决定回到中国，然后把我卖给一个有很多小孩的人——所以我跑到东方之家[2]了。我那时大概十三岁半，也可能是十四岁。
​[2]譯者注：“東方之家"原名the Oriental Home， 於1883年開設在維多利亞。這是一個為出逃的亞裔妓女和女奴等建立的避難所，由衛理公會婦女傳道會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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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家“由维多利亚妇女传教会管理。她们注意到了亚裔妇女的困境—那些女人都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那个收容所里能够容纳大约四十五个人。（我遇到了）一些被她们的丈夫赶出家门的日本女人，之后我们一起逃到了收容所去。那儿就是“东方之家”——里面住着日本人和中国人。就像一个孤儿院一样。我，玛格丽特，是其中的一个居民，（那些修女）给了我很多救济。在那时，我们一天会去三次教堂。（在她们的帮助下）我去了学校。我很喜欢学习。
我参加了三次英语考试，才升到十一年级。在上学时，我没什么朋友—只有教科书与我相伴。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朋友，但当你忙着通过考试时，你并没有什么时间和朋友玩耍。我的老师，马丁小姐，她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零星几个朋友—他们都对我很好。你必须得到友人的帮助，才能生存下去……
我读完十一年级后，就去一家温哥华的水果店做了一年店员。我们工作得很努力——那里很冷！而且干活时，我们总是饿着肚子。我还在CanadaProduce[3]工作过——那里环境也不是太好。我们干得很卖力，但从来拿不到钱。很冷，还要加班。
之后我回到了维多利亚，去上师范学校。为了实现梦想，我很用功地学习。我是同学当中唯一的华裔女孩。我同样得到了“东方之家”的老师，马丁小姐的帮助。她告诉我该怎么教课。但，生活就像一场梦——有时你会赢，不经意间你又输了。
​[3]譯者注：大多倫多地區最大的果蔬批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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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又回到水果店工作了。他们一周付我12刀。这太少了，简直是杯水车薪。于是，我从马丁小姐那里借了50刀，远赴香港，试着找一份教师的工作。当时，在加拿大，他们歧视华人。他们不给我们教书的机会。我有教师的学历，但能得到的薪水很少。所以，当异国他乡的人向我伸出橄榄枝时，我立马抓住机会，并去了印度尼西亚。我在一个千万富翁家中当家庭教师。我的学生是那个富翁的七个孙辈，还有他的女儿。那时的我很孤独。这家付我的薪水也不太多，所以我又回到了香港，在一个村庄中教书。
那段日子里，我一直都很孤独。但当时有人喜欢我——不过很多时候，事情都不那么尽如人意。当我从香港去到荷属东印度群岛[4]后，我失去了我的好朋友。他也是我的秘密情人（笑）。他回到了新加坡。他在船上工作——我就是在那里遇到他的。我没有嫁给他，因为，嗯——我不够好。我觉得我不够漂亮，长得一般般。不过俗话说，情人眼中才能出西施，对吧？我还是有点幽默感的。不过他不愿娶我。之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他很优秀，但我们注定没法在一起。我不知道，有时候你该嫁给谁这种事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也只是爱胡思乱想，徒增烦恼罢了。所以我经常表现得心口不一。
1934年，我坐着“香港皇后”号船回到了加拿大。抑郁的日子很难熬。我又不得不去水果店工作了。我的房东太太要给我做媒，她问我，“你为何还没有结婚？”因为她，我认识了我后来的丈夫。他十八岁时来到了加拿大，现在想娶妻，但又付不起彩礼。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在骗我；但当时我太傻了，傻到相信了他的话，认为他从未结过婚。他比我大五六岁。他是个骗子，看我举目无亲，所以骗我。当我嫁给他时，我只是个打工妹。我给他还住在中国农村里的母亲寄了三百加元，因为我嫁给了她的儿子。
​[4]譯者注：今天的印度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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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我在北湾[5]结婚了。我们总是搬家。当他的堂兄回到中国时，我的丈夫接替了他在蒂明斯[6]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厨子。我则成为了一名女佣。我不得不跟着他在各个城市之间来回奔波。但那些日子我太愚钝了。我就不该和他生孩子——我应该早点跑的。有不少和我处境相似的人，但我太蠢了，硬生生把自己的路走直、走窄，最后没给自己留一点退路。我总是当马后炮，在跟前却没有一点先见之明，你懂我意思吗？
有时候我的丈夫表现得很正常——有些时候不是。
没有人支持我。只有上帝与我同在。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不算是个百分百的基督徒。但我在很多时刻都非常敬重上帝。上帝比我们自己更能洞察世事人心，而我们无法理解造物者。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都是祂的作品。
​[5]譯者注：加拿大城市，位於安大略省。
​[6]譯者注：加拿大城市，位於安大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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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忍受我的丈夫。他就是个十足的疯子。当我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时，他要我给他的姑姑寄五加元。她没有按时收到（那些钱）。他直接拿了一把枪，把枪口对准了我——那时我还怀着孕！当我嫁给他时，我们真的一穷二白.我被吓坏了。能熬过苦难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是吗？
我不想生孩子，但当时愚蠢的我为他生了一个。我的儿子，大卫，于1936年出生在蒂明斯。我的女儿，简，生于1939年。那些日子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避孕。所以，当我停止用母乳喂养时，我立马就又有了一个女儿。我们得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是吗？
有些时候我们会吸取教训，有些时候我们不会。但生活就像一场梦。你很难事事如愿以偿。
在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我们确定不再想要小孩了。我用常识成功避孕了。那时会售卖一种药膏，涂上之后就能防止精子与卵子结合什么的。在怀第二个小孩的时候，我差点跑去堕胎。
在怀第二个小孩时，一个法国女士告诉我花25加元就能堕胎，但（她给我推荐的医生）是个庸医。你问我为什么想要堕胎？那时正有一个小孩抱着我的脖子大哭——一个就够我受的了。但当时，我不知道—我太软弱了。我害怕血，所以我最终没有（去堕胎）（笑）。在生两个小孩时我都大出血了。我想，如果我真的去堕胎了，我怕不是会死掉。我不想死。我不想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死掉。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求生欲很强。我现在已经老了，不再介意死亡了——事实上，我想早点解脱。但我也没考虑过自杀。
​我们的生命便只有这样长。我们不能对着上帝许愿说我们想要长生不老。总而言之，也没人想真的长生不老。早死早超生，不死无来生，你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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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轮回吗？一些人是信的。但我们怎么知道人死后会发生什么呢？就像我之前说的，人生如梦，而且是一场无法掌控的梦，对吧？我们都靠着借来的时间活着，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借来的东西，总有一天是要还回去的。上帝创造了我们，而我们也总会回到祂那儿去。
1939年我们离开了蒂明斯，因为他的堂兄回来了，所以我的丈夫要重新找个工作。他去哈利法克斯工作了，而我和两个孩子回到了温哥华。大卫当时五岁，简三岁。我带着两个孩子，该怎么工作呢？我们没办法自给自足——我的丈夫有责任养活我们。但当时他和一个白人女孩住了三个月。他一分钱都不愿寄给我们。我和孩子活得很艰难。
在温哥华我生了重病。是我的朋友马先生在照顾我。他对我非常好，我无以为报。我太爱我的孩子们了。所以，尽管马先生对我照料有加，我还是拒绝了他，并回到了我的丈夫身边。我就像我丈夫身边一条忠诚的狗。现在我知道了，这个人压根不值得我的付出——但当时，谁知道这个选择到底值不值得呢？
我身子好起来之后，联系上了我的丈夫，告诉他我会去哈利法克斯和他见面。他很在意他的儿子，否则我不可能活下来。
我们想在哈利法克斯的旅店订间房，但他们不肯让中国人入住。战争结束前，歧视一直都相当严重。二战救了加拿大的华裔。在那之前，我们根本没有选票权。政府说，“为了证明自己，你们需要为加拿大而战。”不，这并不是我的国家。你们甚至不愿给我选票。所以我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如今我们什么都有了，也有了选票——但当我们死了之后，没人会记得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只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的丈夫在哈利法克斯的Dominion餐馆工作，然后又辞职了。之后我们搬到了多伦多。他肯定在哈利法克斯攒了一些钱。那段时间他对我很好，你知道吗？我不理解。他像是有什么双重人格。一时好，一时坏——就像是Dr.Jekyll和Mr. Hyde[7]一样，懂我意思吗？
​[7]譯者注：出自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短篇小說。小說中，紳士Dr.JekyI喝下了自己配制的藥劑後，分裂出了邪惡的人格Mr.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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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总是了解生活。有时我战胜了苦难，有时苦难反过来压倒了我—就像下跳棋一样。我喜欢下跳棋，我还教我的儿子下。他12岁那年得了麻疹，我想让他待在家里不要乱跑。所以，我打了他，他哭了—然后我的丈夫威胁说要杀了我。我跑去了伦敦医院，我的老师那里。当我回家后，我丈夫说在家里，事事只能由他说了算。他说话的样子把我吓了个半死。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对我颐指气使。和他结婚三十五年后，我受够了。这样的婚姻根本没办法存续下去。1970年四月，正好三十五年的时候，我离开了......他像对待狗一祥对待我一一我朝他叫了几声便逃得远远的。“汪汪汪！”不能总把事情说得很严肃很沉重。生活就是笑中带泪的。
​你无法和一个不讲理的人住在一起。你说东，他说西。你必须远离那样的人——不然你活不下去。人生苦短，你懂我意思吧？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都在靠着借来的时间活着——现在你懂了吗？在那三十五年中，他对我不那么刻薄的唯一原因就是他还深爱着他的儿子。如果没有这个儿子，他早就把我赶出家门了。而如今他不想要我了，他只要他的儿子。
你知道，生活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只是自怨自艾。你应该争取自己的权利，然后远走高飞！要选择逃离，就像我一样。
他想把我的钱都卷走。他很狡猾，但这次我也不那么蠢了。孩子，保姆，母亲和售楼小姐，我们的储蓄债券，我们在多伦多买的房子等等——一切事务都是我负责的。当我决定离开他时，我起诉了他，要求得到我买房时所花的八千加元。请律师就花了我一千加元。在1963年，我们花一万六千加元买了这栋房子。我只想一刀两断。最后，我打赢了官司。他应该每月付我55加元的生活费，但他只付了一个月。我当时身体不好，没有出庭，而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按照约定供养我。我如今就依靠养老金，外加房款中的那七千加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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