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这部影片中，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进程在影像直观上被表现为这种技术外在性的递进，它既是影片有选择的表现对象——从土法炼钢的旗杆、人工操作的原子对撞机、需要肉身保持平衡的电视天线，到钟表机芯、奥运会门票、神州十一号太空返回舱和战斗机——也体现为益愈成为银幕上的压倒性力量的电影形式自身。特别是围绕着奥运会门票和太空返回舱的情节设定，都悄然遮蔽了今天高度发达的航空和电子技术发展的社会学前提，即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区隔——缝合这种身份区隔，使之消隐在一种通过技术载体获得支撑的中介物的掩盖后面，既是这两段故事的意识形态意图，因而也恰好是这种意图的失败之处（高远三年都不能给他的爱人捎个信儿去，沃德尔却一举实现了与刚刚出舱的宇航员的亲密接触）。这种再现策略，我们不妨追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说法，称之为“形式在内容上的投射”。总之，电影自身的技术性的外显最终落实在了作为其表现对象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度现代化的国防科学技术的银幕再现当中。

孙柏,严芳芳.《我和我的祖国》：历史的提喻法[J].电影艺术,2019(06):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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