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打算昨天写这一篇的，但因为有事耽搁了。
正式开篇之前，首先感谢大家的转发、点赞以及评论与指正。

之前有嘟友留言想了解这些词语背后是如何体现思想控制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也是为什么这些词语被称之为“新话词语”的原因。（之前的嘟文中，因为考虑不周外加偷懒直接就使用了“新词”，经嘟友提醒发现存在一些歧义与不当，特此改正）

对于同一件事物语言中往往有多种表达，比如说对于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的参与者，大陆方面的称其为“暴徒”、“废青”，而香港方面则是“抗议者”、“示威者”；而对于香港警察，一方称其为“黑警”，而另一方则是“香港警察”。虽然词语不同，但指代的事物却是相同的，其中的差异便是词语隐含的情感，再进一步说就是词语的历史语境不同。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而思考写作所使用的语言也会反向影响人的思考。比如说：你想写一篇关于香港送中运动参与者的文章，对于这些参与者如果你使用的是“废青”一词，即使你本来的目的是想说这些参与者有纪律，有勇气，但你使用这个用词便不自觉的赞同了对他们的批评。（比如说图一中的例子）同样，如果你成天跟着官媒、大V“废青”来“废青”去的，你便很难不被官方的话语与思想同化。
写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说：香港人不也“黑警”“黑警”的吗？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在中国大陆一切的言论都是被严重审查的，而以中宣部为代表的各级党政宣传机构的身影与影响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本质上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在香港，示威者们固然可以“黑警”来“黑警”去的，但亲中媒体与个人同样可以赞扬高歌香港警察。而在大陆，运动初期百万人和平上街游行，游行队伍秩序井然，那时大陆微博、微信及官方媒体是什么反应？鸦雀无声。官媒只字不提此事，微博、微信转发讨论的删删删。元郎事件之后，运动升级，然后便是宣传机器全开，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反复播放，满眼的“暴徒”、“废青”，至于勇武派背后的广大和理非，自然是只字不提，外加删贴封号。再加上伟大的防火墙，对于绝大多数不会翻墙的人来说，在这样的“事实”及宣传轰炸之下，自然是也跟着说“废青”、“暴徒”。即使有朝一日能翻到墙外，也往往被“废青”、“暴徒”这样的词语所培养出来的思维所困，难以与香港同胞交流，难以接受未经审查的新闻。
再列举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对于1958-1962年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官方的用词是“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官方的教育体系中自然也是这样。于是我们讨论相应问题时，便自然而然的会使用“三年自然灾害”，而使用“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词语会自然而然的会给我们一种暗示，这是天灾，非人力可抗衡。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根据杨继绳《墓碑》的论述[1]，三年自然灾害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三年是正常年景。但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实，如果表达时仍然使用“三年自然灾害”，那么下意识的便仍会同意天灾说。而如果表达时使用“三年大饥荒”，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言论审查 + 严格控制外来信息流入 + 反复宣传攻势，这三者再配合上特有的话语体系，最终便可以达到让使用这套话语体系的人不自觉的按照话语体系构造者所希望的思考方式思考的目的。
极权国家通过控制语言来控制思想，对于这一点乔治·奥威尔《1984》中有着详细的论述。
在此引用几段：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话，忘掉了老话以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无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进行的。至少是这样。新话的词汇只给党员要正确表达的意义一种确切的、有时是非常细微的表达方法，而排除所有其他的意义，也排除用间接方法得出这种意义的可能性。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创造了新词，但主要是因为废除了不合适的词和消除了剩下的词原有的非正统含义，而且尽可能消除它们的其他歧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话中仍保留“free”（“自由”）一词，但它只能用在下列这样的话中，如“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此 狗身上无虱”）或“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此田无杂草”）。它不能用在 “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或“intellectually free”（“学术自由”）的原来意义上，因为，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即使作为概念也不再存在，因此必然是无以名之的。除了肯定是异端的词要取缔以外，减少词汇数量也被认为是目的本身。凡是能省的词一概不允许存在。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把用词的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间接帮助了这个目的。
>在新话中，不正统思想若超越了很低的一个层次是根本无法表达的。当然有可能说出一种非常粗糙的异端邪说，例如说“Big brother is ungood”（“老大哥不好”）。但这话在正统的耳朵听来仅仅表达一种不言自明的荒谬，无法论证，因为没有必要的论证的词汇。与“英社”敌对的思想只能具有一种含糊的无言形态，只能用十分笼统的名词来说明，而这些笼统的名词加在一起不用解释就能否定整批整批的异端邪说。
>在老话完全被取代以后，同过去的最后联系就会切断了。历史已经重写，但过去的文字仍有零星流传，没有彻底检查，只要保持老话的知识仍能阅读。但到将来即使这种片段得以保存也很难读懂，很难翻译了。很难把任何一段老话译成新话，除非它说的是技术程序或者一些十分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已有正统话（新话应是“goodthink-ful”）的倾向。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大致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写的书是无法完整地译成新话的。革命前的文字只能作意识形态上的翻译，即不仅修改语言也要修改意义。例如《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话：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定的不可让与的权利，这些权利有生活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取得这些权利，人类创建了政府，政府则从被治理者的同意中得到权利。任何政府形式一旦有背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组织新的政府……
>要保持原义而把这一段话译成新话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做到把这整段的话用一词来概括：“crimethink”。完全的译法只能是意识形态的译法，把杰弗逊的话译成一段关于绝对政府的颂词。

写到这里，先暂停一下，回答一位嘟友的问题。https://pawoo.net/@manul/103649854650894106

关于前面几条嘟文中的”新词“，这确实是我的过失，前面的“新词”应当替换为“新话词汇”更为恰当。
当时写我几条嘟文的动机，也如同开篇中所述，有感于和一个嘟友讨论时“带节奏”、“吃人血馒头”这类词汇对交流的破坏。最开始写的时候，虽然也有想到《1984》中的“新话”，也想到“反革命”这样旧有的革命老词，但当时因为想到这些词基本上是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之后才被大众广泛使用，甚至有的词是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之后才被创造了出来，或者说有了如今被广泛使用的含义。因此虽然旧有的“反革命”、“一小摄”、“反动”、“牛鬼蛇神”、“臭老九”等词汇与某些当下网络流行词具有相近的性质，但最初写嘟文时只打算写当下这些流行词，再加上“新话词汇”有一点长，自己就稍微偷懒了一点就直接用“新词”了。
再说一说“人血馒头”这个词，人血馒头作为一味中药那自然是历史悠久；鲁迅《呐喊·药》这篇文章我自然也学习过，但应当明白的是，《药》虽然是维绕着“人血馒头”这个线索来推进展开，但人血馒头在这篇小说中并没有太多特殊的含义。
另外，经本人查证，（吃）人血馒头，利用他人不幸（牺牲付出）来为自己牟取利益，这个词意的历史并没有太久。南方周末2012年《人血馒头治不了铁路垄断的病》的报道[2]中是这样使用“人血馒头”一词的：
>在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之下，出现刘志军、张曙光的腐败案便不足为奇了。从某种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刘志军们的腐败，并不是铁道部出问题的原因，而是铁路部门长期积弊的结果。如果不从制度设计上解决铁路部门的垄断积弊，即使判处刘志军等极刑，也不能指望他们的人血馒头能治愈铁路垄断的病。
可以看出，这里的“人血馒头”一词的词意还是沾了人血的馒头，一种药材。

对于文字的模糊性，不可否认语言本身便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但正如你所说“吃人血馒头这个用法在扩大化，那是因为这个形容是贬义，针对的就是吃的人冷漠无情。在掐架的时候往往有人为了给人扣帽子，取得道德制高点，所以很容易就使用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词。”这些词汇的含义模糊，感情色彩浓是被人有意为之的，目的便是利用其本来的贬义或后来被附加的贬义，作为武器在吵架撕逼中攻击对方。
就比如说“五毛”一词，其来源本意是指：党政宣传部门为引导舆论而雇佣的网络发贴人员，因被传发一贴可得五毛酬金，故被网友戏称为五毛。但是现在这个词的语义与用法已经被极大的扩大化了，在推特等地方，只要有一称赞中国大陆，称赞中国政府，不管当事人是不是引與论的网评人员，不管当事人说的是否有道理，不管当事人说的是不是事实，下面一定有人说发贴人是“五毛”。
如上述所说，这样一个词义被人为扩大化，感情色彩被人为加深的过程，我觉得可以用词语的武器化来概括。

下面举例说一说，这些新话词汇一些常用的手法。
方法一，便是模糊词义，扩大用法，以达以点打面，以偏盖全的目的。
具体实例：比如说上面列举的“五毛”一词，收钱专门上网发贴引导與论的网评员当然该骂，但是普通说中国政府好的网友是否同样该骂？通过将“五毛”一词的使用范围扩大，便成功的用网评员的行为否定了所有说中国好话的人的行为。
再比如说之前的“带节奏”一词，通过种种手法引导與论，这当然让人不齿。但是正常的发一个贴子，说一点倡议怎么就成了带节奏了？“带节奏”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变相的否定了得道多助，大家自发跟从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于是便没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只有
带节奏与不带节奏。

方法二：通过缩写来达到扭曲词意的目的。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公知”一词。提到“公知”，你心里第一想到了什么？是不是亲美、卖国、不学无术等印象。但是换成“公共知识分子”，你脑海中的印象是不是便好了许多。通过缩写来减少联想，隔离词汇历史，扭曲词意，《1984》中有详细的说明，直接引用如下。
>一切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公共建筑等的名字都无一不缩减到熟见的形态，那就是一个容易发音的、音节最少而保持原来词源的单词。例如真理部里温斯顿•史密斯工作的记录司称为“Recdep”（“纪司”），小说司称为“Ficdep”（“说司”），电讯司称为“Teledep”（“电司”）等等。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节约时间，甚至早在二十世纪初，缩语已成了政治语言的一个典型特点；而且早有人指出，使用这种缩语在极权国家和极权组织中最突出。例子有这样一些词：“Nazi”（“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Comintern”（“共产国际”），“Agitprop”（“宣鼓”）等。在当初，这种做法是无意识的，但是在新话中是有意识的，其目的是这样的缩称能把原来的大部分发生联想的含义减少而巧妙地改变了该缩称的含义。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主义国际联合”）（使人想到的是全世界人类友爱、红旗、街垒、马克思、巴黎公社等合在一起的图象。而“Comintern”（“共产国际”）却仅仅是意味着一个严密的组织和明确阐释的学说。它指的东西几乎像桌椅板凳一样容易辨认，而且目的也一样有限。“Comintern”一词可以不加思索地说出口来，而“Communist International”却需要至少暂时想一想。同样，“Minitrue”一词引起的联想要比“Ministry of Truth”少，而且容易控制。这不仅是养成使用缩称的习惯的原因，也是竭力要使得每一词都容易发音的原因。
当然在使用缩写隔离原词的同时，还要配合上抹黑宣传等手段，以达到一提到缩写词人们脑中便冒出一连串负面新闻、负面印象的目的。

方法三：创造新词替代旧词。
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手法。不使用现有的老词而要生造出某个新词，其目的不外乎隔离历史语境，方便攻击抹黑。
就比如说文革中的批斗老师，称其为“臭老九”，而不用其原有的称呼，如果批斗时仍使用原有称呼，就不免要与“尊师重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些传统观念为敌，但如果换个新词，便没有这些历史语境的束缚。再比如说前文提到的“废青”、“暴徒”。历史悠久，含义丰富的“自由”“民主”，换成“滋油”“皿煮”后，顿时失去了严肃性、庄重性，变的可笑滑稽了起来，而人们提起“滋油”“皿煮”脑海中第一反应也往往是种种笑料。

就写到这里吧。
最后是一个号召，如同这条嘟文中所说，请不要使用这些新话词汇，写文章或与他人交流时请尽量使用含义明确，感情中立的语汇。
https://pawoo.net/@Andrettacat9/103649320040578756

[1] 杨继绳. 墓碑：第十四章 罪不在天，也不在苏联[M]. 2007
[2] 李铁. 人血馒头治不了铁路垄断的病[N]. 南方周末,2012-02-23(F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