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来覆去地想：她被心里那点在此地显得尤为可笑又可悲的正义毁了，她履历上写着的罪名在用人公司眼里不会是功勋章， ​​​她做的一切也都将会被遗忘，群体性记忆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能把个人记忆挤压到边角没有一句话可说，然后她再也不是仗义的英雄而是寻衅滋事的罪犯，离不开这里只能留在这个给她安了这么个罪的地方。在这种时候怎么让人不害怕？一辈子出不去了，要老死在这里了，在这样的威胁下勇敢者也为了离开这里而隐忍了。我的正义和我后半辈子的人生离开这里哪个更重要？又想起那个悖论了，离开这里的人永远没有在这里的人对此地发生的事情更有发言权，但不离开你的嘴就是摆设。想做个自由的能说话的有人权的人怎么这么难呢？不想背井离乡就一定要被这样对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