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他們（激進派）也承認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自由，但他們卻不主張在革命的過程中便著手實行自由，認為這種過早的自由會使革命派喪失行動的效率，並給革命的敵人以陰謀復辟的可乘之機。因而他們在行動上處處表現出專制的作風：在自身內部強調集中制領導（往往演成個人獨裁），對社會則倡導「革命專政」——包括剝奪政見異己者的言論自由，或乾脆從肉體上消滅之。正是憑著這種專制作風，激進派才顯得比溫和派更利索，更能適應革命鬥爭的緊張時勢。

然而不管怎樣，「自由」與「專制」的聯姻終究有悖於常理，尤其是激進派往往喜歡強制推行一些違背大多數人意願的政策措施；甚至不惜以「自由」的名義濫殺無辜。這說明激進派有一種不為常理所囿的實幹品性，一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里風格。不消說，敢於這樣做事的人總是離不開一定的信念基礎的，而支撐所有激進派的一個共同信念，便是他們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自我確認，似乎天已降救世大任於斯人，他們為改善人類命運來進行統治，自然可以為所欲為。

這也就是說，激進派取代溫和派上台的奧祕，很大程度上便在於前者具有後者所沒有的政治狂熱。溫和派虧就虧在他們「溫而不熱」、過於理智，虧就虧在他們不懂得這樣一個道理：革命時代是一個不需要理智的情感時代，是一個不真實的、熱昏的時代，常識在這裏不起作用，審慎在這裏不啻愚蠢，寬厚穩健的賢者注定四處碰壁，唯有理想主義的狂人如魚得水。

布林頓還發現了這樣一個秘密：激進派對於溫和派的「情感優勢」，與激進派「人數少」有很大關係。近代各國革命中的激進派的確都是「極少數」。布爾什維克甚至公開自稱是「極少數然而代表人民的人」。這其實不難理解。革命時代熱鬧非凡，充斥着群眾現象，然而能夠長久保持革命熱情的並不是群眾，而只能是少數激進派人物。群眾的特性之一就是極易於在情緒上接受煽動和操縱，故而少數激進分子可以通過狂熱的政治宣傳較長久地維持社會的革命熱情，同時發展自己的勢力，排斥溫和派影響。事實上，革命狂熱不僅較易於由較少的人組成的小圈子裏長期維持，而且還會因這「精英少數」所特有的危機感和自豪感而不斷加碼。極少數人即由此而得以號令天下矣。

隨著激進派的上台，革命熱病便進入「危象期」——恐怖統治階段。不過應該注意，布林頓所說的「恐怖統治」，並不一定就意味着血雨腥風，儘管大規模逮捕和處死嫌疑犯是法、俄革命恐怖時代的典型景象。就四國革命的一般情況而言，所謂恐怖統治，乃是同對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沒收、對經濟活動的國家統制以及對社會公眾進行愛國主義和禁慾主義的道德控制聯繫在一起的。這種恐怖統治，實質上就是社會生活普遍政治化，用布林頓的話來說，便是「千百萬普通人的生活遭到原本不屬於他們的英雄關切的入侵」，以致於「每一個人，哪怕是最自私、最超凡脫俗的人，都無法不去關心政治」。說白了，這是一個人人都必須關心國家大事的時期，一個「破私立公」的時期。革命向私生活發起凶猛衝擊，力圖掃除舊習俗、樹立新風尚，令人人矢志報國而不謀私利，勤勞儉樸而不思享樂，成為清教徒式的愛國者。總之，革命在這時已經化作一種新式宗教，一種文化革命，它要求人盡堯舜，希望通過恐怖統治來畢其功於一役，實現人間天國的道德理想（布林頓形象地比喻道：這是在「強迫人們一口喝下一碗滾開的菜湯」）。你敢不從命嗎？那你就是異教徒，就是公意的反對者；就是人民之敵或者階級敵人。可以為人們隨意懲處：輕則塗瀝青黏羽毛遊街，重則財產充公、命喪斷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