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我爸通话。我跟他分享了我工作的烦恼，并告诉他我决定辞职。他“建议”我，离职之前和老板谈话，把我认为对方做错的事情都讲一遍。
我告诉他我不想这么做。一来我已经决定离职，并不指望通过改变上司的行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二来做人留一线，给对方保留体面，以防日后要是真有什么交集，场面上不至于太难看。
我爸开始不停打断我的话，反复告诉我，这是他作为五十岁人的人生经验、他自己在和上司交流的时候也这样操作、说完这些话会赢得尊重，让上司对我另眼相看。他甚至建议我当着其他同事的面和老板去谈，证明我自己行的正做得端。
我听完写这话感到有些无语。这种试图向一个即将告别的上司“自我证明”、“为自己讨公道”的行为有什么意义呢？何况职场本来就没有公平可言，离开就是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他的做法在我看来无疑是没有收益且幼稚的。
我跟他讲了讲我不想说这番话的理由。又被他反复打断。他开始说一些“你和你妈妈一样，固执，听不进人说话”、“你妈妈之前说事情不理性，总把情绪当成是事实”、“你年轻或许觉得这是对的。我年轻的时候也会这么想。但现在以我作为一个50岁的人的经验…我会……”
说完这些，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然后防守性地强调：“我不是在给你提建议，我只是说一下我是你的话会怎么做。”、“和你老板的谈话没有任何目的，就是什么也不图，只是单纯讲事实。”
在听到这些打压性的话语之后，我逐渐丧失了沟通的想法。
我苦笑着说了一句：我还挺羡慕你的，有些事情可以这么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地不顾及别人的想法、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轻易寻求公平公正、理所当然地伤人而不自知不自省。
他显然没听懂我这话的意思。开始絮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多么正确。我不再说话，把手机音量关小，但又不敢完全关掉。他的声音从手机听筒里透出来。我退出聊天界面，漫无目的地翻看着朋友圈，他的声音零零星星地飘进我耳朵：“……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一开始就会让上司知道我不是可以随便拿捏的……让她知道我是有原则的、不好惹……”
我感觉自己的后脑挨了一枪，开始不自觉地问自己：是不是我有问题？是不是我没有做好向上管理，才让我的老板把我当秘书，不论我在干什么，都隔三差五扔琐碎的杂活给我；让她心安理得地侵吞我的假期、忽视我的需求……那个瞬间我产生了一种落泪的冲动，说不清是出于委屈，还是出于对自己的埋怨。
我无法维持这场对话，在他说完那些长篇大论之后。我有些生硬地告诉他：我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不想再聊了。这些事情让我自己想想吧。
他的语气不再那么理直气壮，转而充满了懊悔、苦恼，他开始说着重复了无数次的话：是他不好，不能维护好自己的婚姻、解决自己女儿的问题云云……我记不清他说了什么，我甚至没有认真听。因为同样的话他说了好多遍，有时是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有时则没有任何来由，只要我们独处一段时间，他一定会说这些话。
同样的语气，相似的内容，永远不合时宜，永远不会让他真的改变自己的行为。
但听到这些话之后，我还是在想：我们今天的分歧不到这个程度，他不应该如此overreact。这是在过度反省。
我这样回答了他。
直到通话结束，情绪濒临崩溃的我才又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些话只不过是又一场情绪操纵。

前段时间，在阅读我最喜欢的一个作者写文章的时候，我发现了自己写作的一个缺陷：我很难塑造三观和我的个人认同不一致的人物。
那位作者经常会写到人物之间观念的博弈，哪怕有些人的观点是有道德瑕疵，或不被作者本人认可的，她依然可以完整地呈现出对方的逻辑和立场。
我反思了一下，试图找到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到。我发现自己在接受信息的时候，如果发现了难以认同的观点（特别是政治观念、男女观念这一类），就会立刻排斥，这些内容会被我自动屏蔽在大脑之外，更别说观察、总结和提炼对方的观点了。
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自己有点太狭隘了。虽然这些观点不能接受，但作为潜在的写作素材，我需要观察和了解，，这样才能在写作中使用。

直到刚才，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狭隘”。就像是为什么我永远都对未来没有期待一样，这都是在一次一次来自环境的负面反馈之后，生长在我血肉里的自我保护机制。它保护了我尽量不被贬低中伤，不被简中环境里那些狂热的、反人类的观点和浪潮侵蚀，让我在浸淫其中的时候近可能轻松地保持情绪稳定。

或许现在我应该扔掉这套机制，尝试让自己保持在观察者的视角，抽离而冷静地理解、记录甚至模拟这些内容。这似乎是这种保护机制应该有的进化方向。
但我真的能做到吗？

“看来情绪病人不适合写东西啊。”这个念头出现在我脑子里。
我觉得有点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