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爾濱，我世界的盡頭的奇跡，寒風呼嘯的鋼鐵，精緻繁華的廢墟，沉默寡言的父親，我搖曳的花，我的天鵝，我的珍珠，我的家，我白色的墳墓。” 當我不得不談起哈爾濱這座城市的時候，想到的是大腹便便的當權者，眼神空洞的老人，屬於別人的繁華和在底層掙扎生活著卻互害的人們。從我記事起就在的爛尾樓，平均每半年就會更換牌匾的旺鋪，充斥著諸如塑料件和石膏等速成材料的仿巴洛克建築外墻，保護膜磨損嚴重卻依然還在的塑鋼門窗和虛情假意的連結。
最近我在聼“ハルピン1945年”，詞曲作者是出生在滿洲的中西礼先生。沒錯，當我們提及哈爾濱，就不能只提及哈爾濱。1945年，滿洲國伴隨著二戰的結束開始土崩瓦解。三年後的1948年，共產黨占領了這裏。遠在1800公里外的台灣也結束了日据時代，開啓了長達38年的戒嚴。不過雖然同樣是威權體制，紅色看起來要比藍色更具破壞力。
這片平原上是沒有原住民的。女真人去了關内，後來又來了俄國人、猶太人和日本人，共產黨來了他們就又走了。但是清末來的山東人卻無處可走了。他們被數不清的政治運動輪奸，最後變成了眼神空洞的失落者。唯有靠著强奸犯教給他們的知識喃喃自語，嘴裏念著東方莫斯科、共和國長子之類的不倫不類的詞匯惶惶度日。在給自己尋找身份認同這件事上，我分不清哈爾濱人和琉球人哪一個更可憐。東北真的太大了，又幾乎全是平原。這導致了在東北以外的地方沒辦法靠口音分辨同鄉，即使辨別得出，他們也不會像福建人甚至越南人那樣抱團。俗話説窮山惡水出刁民，在經歷過無數學生批鬥老師、兒子舉報父親這種事情之後，他們其實也是受害者，這導致他們從根本上喪失了信任他人的能力。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崇尚自由主義和個人價值，因爲他們同時會用自己接受到的共產教育來綁架你。這催生出了一種非常畸形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儅蛋糕不夠大甚至太小的時候，人的動物性就會蠶食掉人性，爲了自己下一頓還有飯吃而展現求生本能。
哈爾濱人是沒有信仰的。如果有，他們將是弱肉强食森林法則的虔誠信徒。面對强權和不公，他們不僅連反抗和追求正義的想法都沒有，而是自責于自己的權力不夠大、地位不夠高。而登上高位只爲了可以更方便和正當地欺侮處於下位的別人。我在這座城市已經看不到任何美和善，他們拼盡全力將一切蠅營狗苟合理化地説服自己，這是他們保持自洽不至於瘋掉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無疑使他們成爲了現代文明中最齷齪的存在。
我整個父輩都是97年下崗潮的受害者，只有親歷者才知道劉歡唱出“只不過是從頭再來”和黃宏喊出“工人要爲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時有多可恨和泯滅人性。在1999年春晚上的這個節目，也宣告了諷刺小品徹底破產，歌頌小品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