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2014年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人事档案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种活在奥威尔小说里的感觉就是说…记录一下。
于是关联文章里就读了很多慕容雪村以前写的文章,都是13年14年这样。从他口中的未来向过去看,一开始是有点五味杂陈,后面都有点心酸了……
《中国政府的“网络反右”》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31016/c16murong/
「然而,2013年毕竟不同于1957年。在1957年,知识分子各自为战,每个人都根本无从抗争,无从反驳,无法得到公众支持,而在2013年,微博像一个巨大的人民广场,言论者可以彼此呼应、相互支援。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弱者可以联合起来,并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勇敢发言的人往往有着非凡的示范效应,只要有一个还敢说话,其他人就会紧紧跟上。
曾经有人问我: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你害怕吗?我要说,我确实怕过,但现在已经不那么怕了。我想,我的这种转变这想法也许可以代表许多人, 正是网络的所带来的自由使我们勇气倍增。」
《“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23/c23murong/
「在2003年,有朋友从香港买到一张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然后很快,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张复制版。有一天,我和几位朋友在广州的一家酒吧里一起观看,片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大受触动:空旷的长街上,枪声不时响起,一个年轻人俯卧在地,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可他突然在地上转了一个圈。现在我们当然能明白他的处境:持枪者就在身后,他不敢站起来,可是也不愿意趴在地上装死,总得做点什么吧?一位40多岁的四川民工一直站在我们身后,或许他亲身经历过当年的事件,比我们更能理解那位年轻人的恐惧,他说:“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已经不可能控制全部信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地怀念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每年的六月四日,人们都在网上会为他们点燃蜡烛,或者上传当年的图片,而政府的审查官也会在那一天格外忙碌,他们会删除几乎所有与“六四”、“天安门”有关的内容,但成千上万人的依然会坚持,坚持在审查的缝隙中发出他们绝望而坚强的声音,假如“六月四日”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五月三十五日”;假如“1989年”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80年代的最后一年”或“90年代的前一年”,假如“坦克”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拖拉机”。
……
我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看到了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觉醒,我相信这种觉醒一定可以改变中国。在1989年,当坦克开上北京的街道,只有一个人敢于阻拦它们。而下一次,假如坦克再次开上中国的街道,我相信会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站在坦克之前。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个平凡而朴实的中国人敢于面对枪口,说:“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我多希望真能这样,多希望这些七八年前的文章所期盼的未来真的是现实的当下。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简中互联网究竟能映照出多少真实的中国人,总在想,是不是其实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有很多,只是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下,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呢?
真的不知道。近期发生的事情令人感到害怕、伤心以及失望,令我对这个环境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可是看到这样的文章,哪怕时过境迁了,内心也忍不住感到无比触动。可能越是恶劣的环境下,越需要理想主义吧。
临近破灭一下 要是信任童话
还是有望看到天际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