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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方面，我们面临这样的可能性：创伤在传递中发生变化时，其传递逻辑就不可见了，这样我们就会忽略孩子是遗传性伤害的复杂链条中的最后一环的事实。如果我们在学校看到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并且听说他在家里也是暴力的受害者，我们就会很容易认为：“这个孩子受苦了。”然而，如果亲子之间的关系功能出现了的变化，儿童和青少年出现的一些行为问题会被认为是孩子自己的属性、是一种独特的心理障碍或只属于他自己一些特征。例如，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孩子的父母非常抑郁（这使他们的情感倾向充满不稳定性，让人不知不觉产生一种恐惧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追踪这种暴力倾向的传递路径，也很难认识到孩子的问题行为是创伤在亲子间传递的结果。我们检测并理解一些儿童受害者情况的能力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导致了一种对所受伤害的社会性“盲目”（Cabezas，Pitillas，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