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暴力的，有着不竭的行动力，它是军国主义的，蔑视议会制度，崇尚冲突与战争。它不仅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还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主张把社会看作有机体，阶级利益和人民代表将由不分阶级、民族统一的指定机构所取代。它是男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它谋求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则主要被贬抑至繁育子女的功能。它把领袖抬高到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它崇拜青年，声称要涤荡旧制度和传统，创造一种新型人类——强硬、反智、时髦、世俗，尤其是狂热地投身于本民族和本种族的事业的新人。在上述所有方面，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都为新兴的纳粹党提供了一个范型和同路者。
因此，早期的纳粹主义，就像战争刚结束那几年里众多相互竞争的极右翼运动一样，无疑属于欧洲法西斯主义之崛起这个广阔的语境。长期以来，希特勒对墨索里尼倾慕不已，把他作为效仿的榜样。……随着德国局势在1922—1923年间急剧恶化，希特勒开始认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办到了的事情，自己同样可以在德国办到。
当德国政府拖欠战争赔款导致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时，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义愤填膺、倍感屈辱。共和国的合法性遭到重创，政府只好做出要反抗占领的样子。由德国政府鼓动起来的大规模非暴力抵抗，招致法国人更多的报复——逮捕、监禁和驱逐。民族主义者铭记着关于法国镇压的许多事例，有位身为退伍兵的铁路工人由于在一次战争纪念活动上发表支持德国的演讲而遭到解雇，并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境；另一位学校教师因为法军列队走过的时候，他让学生们转身背对着他们，而遭受同样的命运。
男生结成团伙，给那些被认为是“无耻地勾搭法国人”的女人剃光头，另一些学生表达爱国的方式则没那么激烈，他们步行几公里去上学，而不乘坐法国人运营的火车。少数工人积极破坏法军的占领，一位前自由军团成员阿尔贝特·莱奥·施拉格特因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处决，民族主义者右翼在纳粹党领导下，马上抓住这件事，作为证明法国人之残暴和柏林政府之软弱的例子，在宣传过程中使施拉格特成了广为人知的民族主义烈士。工业生产陷于停滞，进一步加重了德国本已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
民族主义者有一个强大的宣传武器：占领军中包含法属殖民地的黑人部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种族主义盛行于欧洲各国，实际上也存在于美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欧洲人普遍认为黑人是劣等种族，驯服这些野蛮人是白人的使命。英国和法国于一战期间使用殖民地部队，在德国引起了不少讥评；然而，真正让耸人听闻的种族主义宣传一发而不可收的，是黑人部队进驻德国本土，他们首先出现在莱茵兰的占领区，然后在1923年法国短暂占领期间进军鲁尔区。许多居住在莱茵兰和萨尔兰的德国人倍感屈辱，正如有人后来所说：“暹罗人、塞内加尔人和阿拉伯人在我们的祖国把自己当成了主人。”
不久，漫画家用画笔激发了德国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在那些半色情的粗俗画面中，兽性大发的黑人士兵把无辜的德国白人女子推入生不如死的命运。在右翼人士看来，这成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国耻的有力证明。德国妇女被法属殖民地部队轮奸的故事过于震撼，以至于几乎人人都认为，1930年代初在德国发现的数百个混血儿就是此类事件的产物。实际上，其中绝大多数孩子的父母是两情相悦而结合的，这通常发生在战前或战争期间的德国殖民者与德属殖民地的非洲原住民之间。
当纳粹党人以及其他许多与他们想法相近的人充分利用这些恐惧与仇恨时，柏林政府似乎根本无力应对。阴谋诡计开始层出不穷。希特勒不是唯一一个考虑进军柏林的人，1945年后成为德国最著名的犯罪学家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者”汉斯·冯·亨蒂希也开始为一个轻率的计划招兵买马，打算与共产党联手暴力夺取政权，目的是使德国不再履行《凡尔赛和约》。无论谁采取行动，这个想法都不太现实，德国的联邦制结构和宪法都确保了德国非常不可能重复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情。然而，它迅速生根。希特勒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痛斥柏林“十一月罪人”的软弱，为反法的公众示威活动造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