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政策在农业地区所发挥的相互矛盾的作用，到1920年代末合力造成了一场全面的农业危机。大地主和大农场主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农用机械，因此能够以微乎其微的实际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则往往因为把钱存起来而在通胀中损失殆尽，或者因为把钱花在购买日用品上而没有从商业中获利。通胀结束后，政府为促进经济复苏而采取放宽农业信贷限制的措施，反倒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农民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而大量贷款，等着新一轮通胀的到来，结果却发现自己已无力还贷，因为价格不升反降。
1920年代即将结束时，破产和终止回赎权††的数量已经在不断增加，绝望的小农场主倒向了极右翼阵营。大农场主和大地主备受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困扰，已无力纳税，他们觉得自己为支持魏玛福利制度而承担的税费过于高昂。普鲁士州和帝国政府已经尝试过靠关税、补贴、进口管制以及类似措施来缓解困境，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根本于事无补。
为尽力应对1920年代初以来的农业萧条，各类农场主已实现现代化、机械化和生产的合理化安排，但这还不够。农业群体开始把对进口食品征收高额关税视为保护其收入的唯一办法，因此越来越固执地对此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纳粹党许诺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独裁的”德国，基本上禁止进口外国食品，似乎越来越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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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党很快把宣传、拉拢的目标转向农业群体，许诺说将在第三帝国为他们设立一个特殊机构。各类农场主都将获准加入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工团”（corporation），他们可以在那里和谐地合作，并得到国家的全面支持。那些难以驾驭的农场工人——其中许多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活跃分子——将被驯服，劳动成本最终将受到严格控制。在多年不成功的、有时还是暴力的抗议之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农场主蜂拥到纳粹党的旗下。由农业人士领导当地的党组织，以及明确强调“血与土”意识，即认为农民是民族同一性的核心，这两种做法都无损于该党的事业。就连一些历来认同民族党的大地主也被纳粹党说服了。纳粹党在中小地主中间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不久，农场主的子弟纷纷加入冲锋队，被派往大城市去打击共产党。

就这样，新战略很快开始结出果实。党员人数从1928年10月的10万增加到一年后的15万，与此同时，纳粹党在地方选举和州选举中的得票率也开始大幅增加，在萨克森达到5%，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4%，在巴登7%。在信奉新教的萨克森的一些乡村地区，纳粹党的得票率几乎翻倍，比如在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区，从1928年的5.9%增至1929年的11.4%。
在弗兰肯的科堡市，在上届市政府因当地纳粹党支部书记发表反犹言论而解除其市政雇员职务之后，纳粹党发起运动，成功扳倒了市政府，并于1929年6月赢得市议会25席中的13席，这是纳粹党接管的第一个市政府。这次胜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纳粹党在竞选中的尽心竭力——它派出一流的演说家助选，比如赫尔曼·戈林，甚至希特勒本人。但这次胜选也表明，纳粹党可以在地方政坛争取竞选资本，在这方面该党已经比从前活跃多了。
到1920年代末，不仅妇女、青年、大学生、中学生，德国的其他许多社会群体也都有了自己专门的纳粹组织，包括公务员、战争伤残人士、农场主，以及众多其他选民群体。纳粹党对每个群体分别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宣传策略，甚至出现了一个生硬地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厂车间组织”的工会组织，它拉拢产业工人的努力显然不怎么奏效，产业工人当时要么已经加入了社会主义者或天主教或共产党的工会组织，要么因为处于失业状态而不需要工会。
然而，纳粹党此时对中下阶层依然特别有号召力，包括手工业者、店主和个体经营者。纳粹经常从其他类似的团体中拉拢这类人。比如，德意志民族主义商业雇员工会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向青年灌输政治思想，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纳粹道路。该工会成立于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它明确表达了男性职员对于就业环境的不满：越来越多的女性占据了秘书职位以及类似的行政岗位；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大机构的老板不是有犹太人的信仰或血统，就是性格像犹太人。早在战前，它就曾怒斥犹太人是导致工会成员变成无产者的罪魁祸首。
有一位1886年出生、1912年加入该工会的基层公务员后来提到，他认为政府早在威廉二世时期就已被犹太人控制。最终，在参加了一次纳粹党集会之后，他于1932年离开民族党，加入纳粹党，当时他写道：“这是1912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的组织。”许多来自这样背景的纳粹老党员肯定也是这样想的。
施特拉塞尔鼓励在党内建立这种极其精密的分支结构，尽管这些不同分支中有许多——比如希特勒青年团和工厂车间组织——不但成员寥寥无几，而且似乎不会很快有长足的发展。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个长远目标：设立这些分支旨在形成一个基础，等到希特勒掌权之后，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各种已经纳粹化了的社会机构运营的国家。施特拉塞尔投入大量精力、施展各种手段，打造这个处于胚胎期的纳粹社会秩序。在短期，这种分支结构把纳粹党的竞选感召力传递给德国社会的几乎每个选区，激发出那些原本不太有政治倾向的社会机构的政治兴趣。这意味着，假如各分支突然吸收到大批新成员，那么纳粹党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发展壮大。把整个结构聚合为一体的，是对领袖的无条件忠诚，领袖此时已拥有绝对的权力，在一群亲信日复一日的吹捧称颂中，他显得越来越有个人魅力。
同时，希特勒很快重新激起民众的热情，党内围绕他而生成的领袖崇拜让他显得更有个人魅力了。表达崇拜的一个重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是使用“德国式问候”：“希特勒万岁！”说的时候伸出右臂，无论希特勒是否在场。它在1926年的运动中成为强制性礼仪，并且逐渐被用作通信时的结束语。这些习惯既强化了纳粹运动对希特勒的绝对服从，也得到了此时围绕在他身边的第二层级纳粹头目的热情传播。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有的是出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战略考虑，比如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有的是对“元首”本人——此时希特勒已是人人皆知的“元首”——怀有盲目的宗教式信仰，比如鲁道夫·赫斯。
1929年8月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集会，是1927年以来首次这样的集会，该党新建立起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在集会上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一览无余。据警方估计，参加者多达4万，全部团结在歌颂领袖的谀辞之中。
此时纳粹党已成为一个难以战胜的组织，它的区党部、县党部和支部中尽是忠心耿耿、精力充沛的干部，其中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管理才干；它通过一系列专业的宣传机构，直接对特定选区发挥号召作用。尽管希特勒一再强调政治是男人的事情，但此时出现了一个纳粹的妇女组织，自称“日耳曼妇女骑士团”（German Women's Order），1923年由埃尔斯贝特·灿德尔组建，1928年并入纳粹党，成为该党的附属组织。
据警方估计，截至1920年代末，其成员已达4,000人，几乎占到纳粹党全部7,625名女性党员的一半。有一类妇女组织颇为吊诡，它们积极活动、公开争取的是把女性清除出公共生活，日耳曼妇女骑士团即属此类，其成员是激进好斗的反社会主义者、反女权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它的实践活动包括：为褐衫军开设流动食堂；参与宣传活动；当纳粹准军事组织遭警察搜查时，为他们藏匿武器和装备；通过其分支机构“红卐字会”（Red Swastika），一个纳粹版的红十字会，为受伤的积极分子提供护理服务。
时任纳粹党组织部长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于1931年7月6日代之以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NS-Frauenschaft），该机构最初至少是一个分权的实体，地区级协会由当地的大区长官领导。然而不久，妇女联盟大获成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女性的认同，还独立发行妇女杂志，它的地区级领导人不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而且各地区级协会之间的协调能力也得到加强。然而，纳粹妇女的根本问题在于，她们认同纳粹党根深蒂固的男性沙文主义信念：女人的职责不是参与政治，而是待在家里生儿育女。为了争取女性选民，妇女联盟不得不在立场上暂时做出妥协；但从长远看，一旦纳粹党掌权，联盟反女权主义的女性积极分子们注定要主张女性退出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