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纳粹党普通积极分子看来，纳粹思想的核心是强调社会团结，即所有德意志人结成种族统一体，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对希特勒的崇拜则属于次要方面。比较而言，仅有少数人重视反犹，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也认为反犹只是附带之事。越是年轻的纳粹，就越不看重思想体系，他们更重视的是诸如对德意志文化和希特勒的领袖作用的强调。相比之下，反犹思想最强烈的是上一代纳粹党徒，这表明活跃于战前的反犹团体以及民族主义的家庭环境，对于许多人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纳粹党徒加入该党的准军事团体之前，通常于1914—1918年在前线服役，然后参加极右翼组织，比如图勒学会或自由军团。例如，青年鲁道夫·霍斯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加入纳粹党的，后来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他1901年生于巴登—巴登，在德国西南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是推销员，有意培养他当牧师。据霍斯说，父亲不但把强烈的责任感与服从意识灌输给他，还讲述了自己过去当兵时在非洲的经历，以及传教士们的无私与英雄主义，霍斯对这些故事非常着迷。霍斯后来写道，他不再信仰天主教是因为曾在做告解时向神父吐露了一个秘密，但被对方出卖。战争爆发时，他加入红十字会，后来在1916年随父亲的老部队赴中东服役。战争结束时，霍斯的父母都已去世，他加入自由军团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分队，亲身体验了内战的残酷。
回到德国，霍斯加入自由军团余部的一个秘密组织，并在1922年和他的同志一起残忍杀害了一个被他们认定为打入他们内部的共产党间谍。他们先用棍棒把那人打得血肉模糊，又用刀割喉，然后用左轮手枪结果了他的性命。霍斯被逮捕，关进勃兰登堡监狱，他后来写道，他在监狱里意识到罪恶思想不可救药的本质。他震惊于狱友“肮脏放肆的语言”，震惊于狱方的管理方式已让那里成为犯罪学校，而不是改造罪犯的地方。霍斯干净、利索、有条理、守纪律，很快成了模范囚犯。一些狱卒的粗鲁欺凌和腐败使他想到，以更加诚实、更加人道的方式对待囚犯，也许会有好的效果。但是在他看来，不少狱友完全无药可救。
霍斯在被捕前几个月加入纳粹党。1920年代剩下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本应在狱中度过，然而像许多同类囚犯一样，刑期远未服满他就被释放了，因为国会中的极左翼与极右翼议员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显然，出狱之后，纳粹党为霍斯提供了他迫切需要的纪律、秩序和使命感。
然而，纳粹冲锋队对社会民主党所怀有的像对共产党一样的深仇大恨，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够理解：他们觉得自己总是不断地受到攻击，这些攻击不仅来自隶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帝国国旗团”，在许多地区还来自警察，至少在普鲁士州，警察由社会民主党的部长管辖，比如卡尔·泽韦林和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冲锋队憎恨共和国的另一个缘由，正如一位队员所说，是“警察和政府对我们施加的恐怖手段”。
痛殴或者杀死自己眼中的帝国之敌就要遭到逮捕，这让他们感到愤怒；有时他们会被判刑入狱，于是又谴责“马克思主义司法当局”和魏玛共和国的“腐败”。……褐衫军拿共产党的犯罪行为来反衬他们自诩的无私的理想主义。有位冲锋队员自豪地写道，1920年代末的斗争“需要每位同志做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牺牲。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我们把自费印刷的传单散发出去。
……除非相信他们确实常常感到自己是在为党的事业做出牺牲，否则我们将难以充分理解冲锋队员的狂热与仇恨心理。希特勒在1932年1月的演讲中提醒听众注意这一点：
“请不要忘记，现在，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做出牺牲。他们爬上卡车、保卫集会、举行游行，奉献了一夜又一夜，到黎明时分才离开，然后有的回到作坊和工厂，有的去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金；他们购买制服、衬衫、徽章，甚至用少得可怜的积蓄支付交通费。请相信，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已经展现了理想的力量，伟大的理想！”
……
纳粹党的感召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它许诺要结束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困扰着德国的政治分歧。有位18岁的职员参加了1929年地区选举的集会，折服于纳粹演说者 “对全体德国人民做出的真挚承诺。德国人的大不幸，在于分裂成了如此之多的政党和阶级。现在终于有了民族振兴的务实方案！取缔政党！消灭阶级！真正实现民族团结！这些是我可以全身心地为之奉献的目标，毫无保留。”
在1920年代中期入党的新一代纳粹领导人中，有一位将在第三帝国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乍看之下，几乎没人会想到海因里希·希姆莱终将飞黄腾达。1900年10月7日，他出生于慕尼黑一个受人尊敬、教养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天主教学校的教师，思想相当保守，因此曾一度作为理想人选，于1890年代被聘为一位巴伐利亚皇室成员的私人教师。希姆莱幼年体弱多病、视力不佳，念过几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但他接受较为扎实的学术训练是在慕尼黑和兰茨胡特两地的文法学校。
他在校时的朋友、后来成为著名左翼历史学家的格奥尔格·哈尔加滕证实了希姆莱的智力与才能。学校成绩单上的评语说，希姆莱严谨、勤奋、有抱负、有才华、彬彬有礼，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位模范学生。然而，他那位爱国的父亲千方百计把他送进军队，甚至宣称不惜为此中断儿子的学业。青年希姆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显示，他坚信1914年的神话：战争是人类成就的顶峰，斗争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生存的动力。但希姆莱最终只是在预备士官队接受训练，从未上过战场。他显然属于典型的后方一代——痛悔没能在前线作战，因此把后来的大部分生命都用于设法弥补这个重大的人生缺憾。
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之后，希姆莱听从父亲的建议，到慕尼黑的技术高中继续学习农艺。在那里，他同样出类拔萃，1922年毕业时得到的评语是“非常优秀”。他还加入了决斗兄弟会，费尽周折找到一位愿意认真对待他、接受他挑战的剑手，结果希姆莱如愿以偿地在脸上留下了伤疤。但他同时加入了卡尔的居民国防军，后来又受到恩斯特·罗姆的影响，罗姆的军事热情感染了他。希姆莱当时投身的极右翼阵营将他引向了革命的反犹立场，到1924年，他猛烈抨击“黑色与红色国际、犹太人与教宗至上论、共济会与耶稣会、商业精神与懦弱的中产阶级这一大窝祸患”。
1929年1月6日，希特勒任命忠心耿耿的希姆莱执掌他的私人警卫队——党卫队（Schutzstaffel），它很快就以其缩写“SS”为人们所熟知。党卫队的前身是组建于1923年初的一支小分队，充当希特勒的保镖，并保护纳粹党总部。它于1925年重新组建，因为希特勒意识到，自己所需要的无条件忠诚，永远不可能从罗姆领导的褐衫军那里得到。党卫队最初的指挥官是尤利乌斯·施雷克，希特勒入狱之前，施雷克是褐衫军“冲锋队”队长。从一开始，党卫队就被构想为一支精锐队伍，有别于褐衫军这种包罗了三教九流的群众性准军事组织。在1920年代中期的党内倾轧中，党卫队多次换帅，尽管历任领导确实把党卫队打造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紧密团结的精英团队，但都没能确保它独立于权力越来越大的褐衫军。他们未能办成的事情，希姆莱成功地做到了。
希姆莱看不上原先招募来的粗鄙之辈，他按照自己的设想着手打造一支真正的精英团队，请来了退役军官和原先自由军团的成员，前者包括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埃里克·冯·登·巴赫—热勒维斯基，后者包括弗里德里希·卡尔·冯·埃贝斯泰因男爵。希姆莱接任时党卫队只有290人，到1929年底增至1,000人，一年后增至近3,000人。他不顾褐衫军领导层的反对，于1930年说服希特勒让党卫队完全独立，配发新制服，以黑衫取代褐衫，建立新的、等级森严的半军事化结构。由于褐衫军内部的不满和焦躁情绪逐渐加剧，独立行动的威胁也在增加，因此希特勒让党卫队转型为一种党内警察。它变得愈加诡秘，不仅收集党外敌人的情报，也开始收集褐衫军领导层的机密。
有了党卫队，纳粹运动的组织结构基本成型。到1920年代末，希特勒已经成为纳粹运动中无可争议的独裁者，成为日益高涨的个人崇拜的对象，成全他的因素包括当时的形势、他自己的演说能力与冷酷无情，以及极右翼集团对强人领袖的极度渴求。纳粹运动内部依然存在矛盾，并且将在1934年之前的几年里引人注目地浮出水面。领导层中依然有人随时准备批评希特勒，一旦觉得有必要，就会采取与之不同的路线，比如施特拉塞尔和罗姆。但希特勒已经扶植起一群无条件忠于他的重要亲信，比如戈培尔、戈林、赫斯、希姆莱、罗森贝格、席拉赫和施特莱歇尔。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并且得益于施特拉塞尔的组织才能，到1929年，纳粹党已成为一个复杂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实体，其号召力几乎触及每一个社会群体。它的宣传手法很快就变得越来越老练；它的准军事团体在街头与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和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旗团展开较量；它内部的警察力量，即党卫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打击党内的异议者和抗命者。它已经采纳、修改并且详尽阐述了一种粗糙的、大部分非原创的，却被狂热信奉着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满腔仇恨的反犹主义和对魏玛民主制度的蔑视。它下定决心，要凭借广大选民的支持和凶蛮的街头暴力取得政权，然后撕毁1919年的和平条约，重新武装，重新征服失去的东部和西部领土，把东中欧和东欧拓殖为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
霍斯杀人的同伙之一、与他同为罗斯巴赫自由军团成员的马丁·博尔曼（注：通译为鲍曼）是邮局职员之子，生于1900年，接受的是以当农场经理为目标的职业培训。他在战争期间入伍，但被分配到一支卫戍部队，从未打过仗。
战后他在梅克伦堡的农场工作，然而与霍斯一样，博尔曼也无法适应平民生活。他与自由军团联系，让他们把农场作为基地。……博尔曼在凶杀案中的罪行不如霍斯严重，只需坐一年牢。他于1925年2月获释，1926年底成为纳粹党的全职雇员，处理大量行政事务。先是在魏玛工作，后来在慕尼黑。
博尔曼毫无演说才能，体格也不像霍斯那样强壮尚武，他的长项是当纳粹党及其成员的保险专家，为处于困境的褐衫军筹措救济金、安排其他救济措施，借此逐渐使自己成为纳粹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主要身份是行政人员，然而这掩盖不住其政治使命感的狂热本质。与霍斯和其他许许多多纳粹党徒一样，对于一战中德国的战败，博尔曼的反应也是倒向了最极端的立场——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疯狂的反犹主义以及对议会民主制度的仇恨。刚与希特勒接触，他便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久，他那无限的、无条件的敬仰与忠诚也给纳粹元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党内其他层级的成员，特别是对基层党员，他则显示出全然不同的一面：处事冷酷、野心毕露，这种风格最终使他成为第三帝国的关键人物之一，尤其是在帝国后期，即二战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