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于1923年遏制住了大通胀，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到1930年代初，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德国经济在通胀之后得以复苏，主要依靠的是来自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巨额投资。德国的高利率吸引了资本的流入；但关键是，再投资主要采用短期贷款的形式。德国企业在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和机械化的过程中，逐渐严重依赖这种资金，克虏伯和联合钢铁公司等企业都借贷了巨额资金。美国企业直接在德国投资，福特汽车在柏林和科隆（Cologne）设有工厂，通用汽车于1929年买下欧宝汽车（Opel）在法兰克福附近吕塞尔斯海姆市（Rüsselsheim）的工厂。德国各银行用外国贷款为它们自己在德国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这是德国工业和银行业的内在不稳定因素，并在1920年代末引发了灾难。
1928年，面对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主要工业国都开始对货币采取限制措施，美国逐渐减少在海外放贷。这些是保存黄金储备的必要措施，在金本位时代，黄金储备是金融稳定的基础，因为各国的货币价值都与金价挂钩，德国在货币稳定政策发挥作用以后也是如此。随着各国纷纷拉起货币的吊桥以防止资金外流，德国工业开始陷入困境。1928—1929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几乎没有增长，那年冬天结束时，失业人数已逼近250万……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国陷入商业危机的确切信号骤然引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性抛售。在有些人看来已被过高估值的股价开始暴跌。……10月29日，美国大型企业的市值蒸发掉100亿美元，是美国当时全部流通货币量的两倍，接近美国用于一战的资金量。公司纷纷倒闭，美国的进口需求骤跌。随着投资的消失，银行业陷入危机。美国银行眼见亏损日渐增加，开始收回短期贷款，而这些短期贷款正是德国企业界过去5年里的主要融资来源。
美国银行从德国撤资，恰在德国最困难的时刻，确切地说是恰逢已呈颓势的德国经济需要强劲的刺激来帮助复苏之时。由于失去了资金，德国银行和企业试图提取更多的短期贷款用于恢复平衡。这种情况发生得越快，经济形势就显得越不稳定，也就有越多的国外和国内资产持有者开始向德国境外转移资金。
由于无法为生产融资，企业开始大幅减产。已处于停滞状态的工业生产遂以惊人的速度一路下滑。到1932年，德国的工业产值比1929年水平下降了40%，其衰退的严重程度在欧洲各经济体中只有奥地利和波兰可与之匹敌。欧陆其他国家的降幅均不超过25%，英国为11%。由于资金撤出和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开始陷入困境。1929—1930年，许多小银行倒闭，随后奥地利最大的两家银行宣告破产；1931年7月，德国各大银行也开始面临压力。倒闭的企业成倍增加。
德国与奥地利试图订立关税同盟以建立一个更大的内部市场，但在国际干涉下落空，因为人人都明白它背后的政治动机——朝着建立《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两国政治同盟迈出一步。由于只能依靠国内资源，德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失业率几乎呈指数增长。各大城市有数百万人失业，可用于购买食品的钱越来越少，急剧加深了已经非常严重的农业危机，由于银行收回贷款，许许多多靠贷款经营的农场主无法逃脱终止回赎权和破产的命运。农场和庄园的破产导致农业工人失去工作，失业潮蔓延到了城镇和乡村。
在共产党看来，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阶级斗争也随之从工作场所转移到了大街小巷。保卫无产阶级的堡垒，必要时采用暴力手段，已成为共产党准军事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当务之急。
共产党人让中产阶级感到恐惧，不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利用街头失业者对社会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还因为他们的人数在1930年代初期迅速上升。全国的党员从1929年的11.7万猛增至1932年的36万，他们在选举中显示出的投票实力一次比一次强。到1932年，在德国西北沿海地区，包括汉堡及其邻近的普鲁士港口阿尔托纳（Altona），有工作的党员不到10%。1932年10月入党的人里，大约四分之三没有工作。
共产党组建“失业者委员会”，几乎每天都组织游行、示威、“反饥饿游行”等街头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在与警方的长时间冲突中结束。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觉得这场经济危机将会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不放过任何为政治增温的机会。
这些发展动态推波助澜，导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裂痕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日益加深。……失业的共产党员痛骂保住了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而社会民主党越来越担心那些有暴力和骚乱倾向的人将蜂拥到共产党旗下。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和雇主的做法又进一步加深了仇恨：前者习惯于甄别出共产党员，以便雇主裁员；后者往往首先解雇未婚的年轻工人，其次才解雇年纪大的已婚者，在很多时候这也意味着共产党员会失去工作。劳工运动最初是由社会民主党发起的，普通共产党员对这一事实感到心情矛盾，因此与党的“老大哥”形成了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共产党一直渴望双方为共同的事业携手合作，但必须按照共产党的主张行事。
共产党的极端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激进的青年工人，他们感到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在老一辈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激励下，他们曾期盼一场彻底的革命，但革命在快要实现时功亏一篑，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共产党是紧密团结的俄国式秘密组织，它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在那些最坚定的党员中间形成了一种团结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坚定的共产党积极分子的生活，里夏德·克雷布斯（Richard Krebs）后来在回忆录中做了生动的描述。他是一名水手，1904年生于不来梅的一个社会民主党海员家庭。1918—1919年革命期间，正值青春期的克雷布斯在家乡目睹了自由军团进行镇压时的暴行。他在汉堡的食品骚乱中参与斗殴，并结交了一些码头上的共产党员。与警察的冲突使克雷布斯更加仇恨他们以及他们的老板——在汉堡市主政的社会民主党。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坚定的共产党员参加街头示威活动时，腰带上别着一段段的铅管，兜里装着石头，随时准备砸向警察；骑警发起冲锋时，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青年积极分子们把刀子插进马腿，使马匹受惊奔逃。这种冲突与暴力的环境，让克雷布斯这类彪悍青年感到如鱼得水，他于1923年5月加入共产党，白天在码头向水手们发传单，晚上去听基础政治课。
然而，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理解相当肤浅：
“我有阶级意识，因为阶级意识是家传的。我为自己是一名工人而自豪，我鄙视资产阶级。我对正统的绅士淑女报以嘲讽态度。我有一种强烈的、一边倒的正义感，它使我疯狂地仇恨那些我认为导致民众受苦、压迫民众的人。警察是敌人。上帝是个谎言，是富人编造出来让穷人甘受奴役的，只有懦夫才会寄希望于祷告。雇主都是披着人皮的狼，个个不怀好意、贪婪成性、不义不仁。我认为单打独斗的人永远无法取胜，大家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战斗，让所有从事有益工作的人过上好日子。大家必须不遗余力地斗争——只要能推进事业，不惜采取违法行动；绝不心慈手软，直至革命取得胜利。”
……德共在意识形态上对社会民主党的敌意，注定了它的不堪大任。基于极端主义立场，它谴责魏玛共和国的历任政府是“法西斯政权”，甚至包括由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的“大联合政府”。这种对共和国的仇视，导致德共完全无视纳粹主义对魏玛政治制度的威胁。它对资本主义即将彻底崩溃的乐观预测，在1932年的经济绝境中似乎有几分道理，但事后回过头来看却毫无根据。
而且，一个主要由失业者组成的政党不可避免地缺乏资源，党员的贫困和易变也会削弱德共的实力。共产党员手头非常拮据，以至于共产党的酒吧食肆在大萧条期间不得不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或者转给纳粹党。1929—1933年，德国的人均啤酒消费量下降了43%，在这种形势下，资金较充足的褐衫军取而代之。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半游击战”发生于德国各大城市比较贫困的区域，褐衫军不断以暴力手段残酷打压共产党员，逐渐把他们打回贫民窟和廉租公寓区。在双方的冲突中，中产阶级普遍站在纳粹党人一边，毕竟他们既没有威胁要消灭资本主义，也没有宣称如果掌握政权就建立一个“苏维埃德国”。
同时，希特勒采取重要步骤，向企业家们解释纳粹党对他们不构成威胁。他于1932年1月在杜塞尔多夫的工业俱乐部（Industry Club）向大约650位企业家发表演说，为了打动听众，他痛斥马克思主义是德国的病源——他在这次演讲中一次都没有提到犹太人——他还强调自己坚信私有财产、努力工作和让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得到应有回报的重要性。然而他还说，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主要应该靠政治手段；能够为经济复兴打下基础的，是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这些将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牺牲时间和金钱，甘冒生命危险，日日夜夜与共产主义威胁做斗争。
在两个半小时的演说中，希特勒的话极其笼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经济政策，却暴露了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观：斗争是通往成功的道路。这无法给见多识广的听众留下深刻印象，资深企业家们感到颇为失望。纳粹党后来宣称希特勒最终赢得了大企业的支持，但并无确凿证据证明这种说法。会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人都没有采取后续行动在这些工业巨头中间募集资金。实际上，此次演讲之后，部分纳粹媒体继续攻击托拉斯和垄断经营，而另一些纳粹党人则试图通过主张工人权利赢得劳工群体的选票。共产党的报纸以阴谋论的语言描述这次会议，说它表明纳粹党是大企业的走狗。纳粹党对此予以否认，特意印刷了演讲的节选，证明希特勒并没有依附于资本家。
……当时纳粹党各项活动的资金，仍像从前一样主要来源于党员的自愿捐献、集会的入场费、党报和出版物的收入，以及小企业——而非大企业——的捐助。希特勒在向大企业的代表发表演说时明显地忘记提及反犹主义，而反犹主义对小企业等群体的吸引力可能要大得多。不过，纳粹党此时在粗鄙的本来面目之外，又添了一副体面之相，逐渐在保守派和民族主义精英中间交到了一些朋友。随着德国在大萧条中越陷越深，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人士开始寄希望于生机勃勃的纳粹党能够引领国家走出困境。一切将取决于魏玛共和国脆弱的民主体制能否顶住压力，取决于德国政府能否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以阻止民主体制的全面崩溃。
到1932年，德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登记为失业，西里西亚或鲁尔等重工业区的失业率甚至更高。失业率之高前所未有，甚至高于实施货币稳定政策时的裁员阶段。1928—1932年，在德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柏林，失业人口从13.3万增至60万人；在贸易及海港城市汉堡，从3.2万增至13.5万人；在莱茵—鲁尔区的工业城市多特蒙德（Dortmund），从1.2万增至6.5万人。工业界受到的打击显然最为严重；但白领工人也纷纷失业，到1932年，有50多万白领失去工作。
失业率增速骇人，大萧条开始之后仅一年时间，到1930—1931年之间的冬季，失业人数已超过500万；一年之后增至600万。据报道，1932年初，失业者以及靠他们抚养的人总共将近1,300万，约占德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真实数据也许更高，因为失去工作的女性通常不去做失业登记。
这些惊人的数据仅道出了部分实情。首先，数百万工人虽然保住了工作，但薪酬被降低，因为雇主缩短工时，开始实行短时工作制，以适应产品需求量的锐减。于是许多训练有素的工人或学徒工不得不承接低薪的、无需专门技能的工作，因为他们所胜任的那些工作已经消失。这些人还算幸运，因为真正令人痛苦和绝望的是危机的旷日持久。它始于1929年10月，当时的失业率已经相当高，在随后的三年里，危机毫无减轻的迹象。然而，几年前实行的福利制度计划救助的人数远低于失业人口——最多只能救助80万人，但1932年的失业人口已达600万——而且所提供的救济最多只持续了几个月，而不是整整三年或者更长时间。
民众收入的骤降，导致政府税收锐减，使得经济形势愈加恶化。许多地方政府也陷入困境，因为它们使用了美国贷款为本地的福利项目和其他项目融资，这些贷款此时也被要求退回。但在失业福利制度下，长期失业者的保险期满之后，为他们提供资助的重担首先以“危机救济”的形式转给中央政府，一段时间之后，又以“失业救济”的形式移交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愿意采取不得人心的举措填补所需的资金缺口；雇主认为自己的企业处于困境，无法提高保险分担额；工会和工人不愿意看到福利被削减。问题似乎是无解的。承受痛苦的是那些失业者，他们的救济金被一再削减，或者完全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