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漆黑的涡轮大厅中，副段长拉齐姆·德维叶特别耶夫正努力平息席卷整个部门的混乱。常规应急预案规定，核电厂的操作人员，而不是消防员，应当扑灭在核电站内部自己所值守区域发生的任何火灾，如今，整个涡轮发电机工段的几层楼都燃起了熊熊大火，很可能发生更大的灾难。涡轮机械装置中注满了上千升高度易燃的油，而涡轮发电机里则含有氢——在正常的运转过程中，氢是冷却发电机线圈所必需的。如果两者中任何一样着火了，导致的火灾可能会沿着1公里长的涡轮大厅一直蔓延下去，吞噬核电厂剩下的3座反应堆，或是导致四号机组内部又一次剧烈爆炸。

放射性蒸汽和滚烫的热水，从破裂的管道里喷涌而出，被切断的线缆溅射着火花。置身其中的德维叶特别耶夫向自己的手下接连下令，打开七号涡轮上方的喷淋系统，将润滑剂排放到紧急水箱中，堵住从+5标记位置上一个破裂管线中激射出的油。与地平线齐平的地面上，漂着一层浮油，并且正在向地下室流去。3名工程师组成的小组奋力冲进已经灌满热水的输油泵控制阀门所在的房间，将阀门关闭，避免火势继续蔓延。两名机械师在+5标记位置上扑灭了一处火情，其他人则在各处努力与火势抗争。总机修工切断了脱气走廊的水泵，从而避免了从破裂管道中流出的放射性水流入涡轮室。

大厅内，水气弥漫的潮热空气带着臭氧的味道，让人几乎无法呼吸。但操作人员根本没去想辐射的事儿，从机组那边冲出来的已经吓坏了的放射剂量测量师，也没能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他们的监控设备上的所有指针都已经超出最大测量范围。能够显示更高读数的辐射计锁在保险柜里，没有得到上头的命令前无法取出。拉齐姆·德维叶特别耶夫跟自己说，充满涡轮大厅的那股独特的味道，只不过是空气中的短路电弧所引发的，后来，当他开始感到恶心时，尽管知道这是辐射中毒的早期警报，但他依然用猛灌几口碘化钾溶液的办法把这股恶心劲儿压了下去。

当值班电气工程师阿纳托利·巴拉诺夫跑进来的时候，涡轮工程师尤里·科尔涅耶夫正在忙着关掉八号涡轮。巴拉诺夫开始用氮气替换掉七号和八号涡轮发电机中的氢气，避免发生继续爆炸。等到两人完成工作时，一片诡异的静寂降临在他们和了无生气的机器周围。他们走到一个小阳台上吸了根烟。直到很久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根烟的代价：他们身下的通道散落着反应堆石墨砌块，在两人倚着阳台栏杆休息的时候，辐射无情地穿透了他们的身体。

在他们脚下的黑暗之中，是上百个致命的致电离辐射源：石墨块、燃料组件碎片以及装着反应堆二氧化铀燃料的芯块。它们散落在屋顶上，形成的γ射线场强度高达每小时数千伦琴。

然而，普拉维克一伙人却被一个更看得见摸得着的威胁——燃烧于三号机组屋顶上、正位于反应堆上方的火焰——吸引了注意力。风正在从西边吹来，任何一个小火苗，都可能会顺风蔓延到仍在运行中的二号和一号反应堆那里。如果这些火得不到控制，整个核电站都可能会迅速被灾难吞噬。普拉维克迅速做出反应，和基别诺克一伙人一道，将消防水带架到了屋顶上。普拉维克命令他手下的消防泵车连接到干式消防竖管上，借助核电厂的灭火系统将水送到建筑物所在的高度。但当水泵打开的时候，只有空气呼啸着流过水管。

“加点儿压力！”普拉维克对着无线电喊道。根本没有用，消防竖管已经被炸得粉碎。

这一次，就连第三班次那些平时吵吵嚷嚷彼此不和的家伙们，也变得极其听话。在厚厚的帆布消防服和橡胶防火上衣下汗流浃背的他们，像日常演练的那样布开了更多消防水龙——5条，17秒。他们将消防水带扛在肩膀上，拖着它们爬上楼梯，开始在三号机组屋顶上喷射泡沫。基别诺克将另外一条消防水带连接到了普里皮亚季市消防站的大型乌拉尔消防水罐车上，它每秒钟可以输送40升水。但即便如此，屋顶上的几个消防员也无法扑灭哪怕是最小的火苗。当他们把水浇到那些熊熊燃烧的东西上时，火势反而更加凶猛。这些东西几乎可以确定是二氧化铀芯块，在爆炸前，它们被加热到了超过4000摄氏度的高温，一遇到空气立刻便烧了起来。当往上面浇水的时候，产生的反应释放出了氧气、可引发爆炸的氢气和带有放射性的水蒸汽。

…… 足以致死的辐射剂量约为500雷姆（人体伦琴当量），或是暴露于500伦琴每小时的辐射场中，人体在60分钟内吸收的平均辐射量。在三号机组屋顶上的某些地方，铀燃料块和石墨块释放出的γ辐射和中子辐射，强度达到了3000伦琴每小时。在其他一些地方，辐射水平可能已经超过了8000伦琴每小时：在那里，一个人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就会吸收到致命剂量的辐射。

在办公行政区下面的掩体中，布留哈诺夫厂长和厂里的高级员工四处打着电话，仍无法相信他们头上的那个世界发生的一切。在重重压力之下，他们已经蒙头转向，机械地做着手头的事，但在他们心中，核反应堆永远都不会发生爆炸的强大信念，却难以克服。尽管这时，许多人已经亲眼见到了四号机组附近破坏的惨烈程度，他们依然无法或不愿接受真相。布留哈诺夫自己去了趟四号机组，返回掩体后，他仍拒绝正视自己所见到的一切预示的结果。他选择认定，反应堆本身仍完好无损，爆炸发生在别的某个地方，比如汽水分离汽锅，或是涡轮油箱。只要他的手下，一直保证向四号反应堆供水，降低堆芯熔毁的可能性，一场真正的灾难便有可能避免。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自欺欺人。核电厂的民防负责人谢拉菲姆·沃罗比约夫在凌晨2点之后不久赶到了掩体中。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从储藏柜里取出一台测量能力强大的DP-5军用辐射计。DP-5辐射计是一个粗笨的酚醛塑料盒子，长长的电线末端有一个钢制的探测棒。它被设计用于核打击后的环境中，与核电站放射剂量测量师用于监控工作场所安全的敏感的盖革计数器相比，DP-5辐射计能够探测到强度高达200伦琴每小时的γ辐射场。根据规章制度，沃罗比约夫需要向地方当局报告任何可能导致辐射释放到核电站界限以外地方的事故。他走到地面，开始记录测量值。才走到核电厂前门的公交车站，显示的读数便已高达150毫伦琴每小时，比正常值高出100倍。他赶快跑回去告诉布留哈诺夫，要厂长向核电厂员工和普里皮亚季市民发出警报。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他说，“咱们得发布声明。”

但厂长告诉沃罗比约夫等一下，他要多花点时间想一想。于是，沃罗比约夫又走了出去，钻进自己的小轿车，搜集更多数据。他绕着核电厂向四号机组方向开去，DP-5辐射计的指针摆到了20伦琴每小时的刻度上。当他越过变电站后，指针蹿升到100伦琴每小时，并继续向上跳动：120，150，175，直至超过200伦琴每小时的最大测量值。沃罗比约夫现在已经不知道核电厂周围的真实辐射水平到底有多高，但他知道，那数字一定高得离谱。他一直开上了反应堆坍塌的北墙所形成的瓦砾堆，看见一排黑色石墨印迹一直没入黑暗中。不到一百米远的地方，第一批操作人员被引导出核电厂，上了一辆等候在侧的救护车。他们呈现出诡异的兴奋状态，埋怨着头痛和恶心，有的已经开始呕吐。

沃罗比约夫驱车回到掩体，向布留哈诺夫汇报了他对放射剂量的最保守估计：整个核电站目前被非常高的辐射场包围，数值高达200伦琴每小时。他说，最起码也要向普里皮亚季的市民发出警告，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我们得告诉大家，发生了一起辐射事故，他们应当采取防护措施，关上窗户，留在室内。”沃罗比约夫对厂长说。

然而，布留哈诺夫仍在试图拖延。他说，他得等核电厂辐射安全小组的负责人科罗别伊尼科夫的评估报告。凌晨3点，布留哈诺夫给莫斯科的党委领导和基辅的内务部打电话汇报情况。他提到了爆炸和涡轮大厅屋顶的部分坍塌。至于辐射情况，他说，事实真相仍有待澄清。

又过了一个小时，负责辐射安全的领导才赶到。沃罗比约夫站在一旁，听着那个人给出的报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测量值显示，辐射水平的确有所升高，但不过才13微伦琴每小时。他宣称，自己已经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调查分析，发现空气中的放射性核素主要是稀有气体，很快便会自行消散，因此对市民几乎不构成任何威胁，没什么可以担心的。这个评估报告显然是布留哈诺夫一直想要听到的。他站在那里，环视四周，语气阴沉地说道：“这里有些人什么都不懂，就知道煽动恐慌。”没人会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谁。

然而，沃罗比约夫知道，无论从任何方向接近核电站，都不可能不穿过比辐射安全小组汇报的数值高出上万倍的辐射场。他听到的每一个字，都一定是谎言，但他对自己专业知识和测量设备的信心却动摇了。

拿起DP-5辐射计，沃罗比约夫第三次走入夜色，核对自己的测量结果。在他驱车前往普里皮亚季的路上，琥珀色的晨曦已经开始划破天际。在城里，他发现了一个警察局设置的路障，一群人正在空地上等着坐公共汽车前往基辅，沥青路面上有放射性坠尘留下的热点痕迹：在那周围几米开外的空间里，γ辐射水平升高了上千倍。等到他从城中返回核电厂，沃罗比约夫的轿车和衣服都已经严重污染，DP-5辐射计已经不再能够显示准确读数。他大步流星地走下掩体的混凝土楼梯台阶，整个人已经处于歇斯底里的边缘，眼里流露出狂意。“没错的，”他对布留哈诺夫说，“我们必须按计划要求的那样采取行动。”

但厂长打断了他的话。“滚出去，”并将他推开，“你的仪表坏了。从这里滚出去！”

绝望中的沃罗比约夫拿起电话，准备通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防当局。但接线员告诉他，他被禁止拨打长途电话。最后，他终于用自己的直线电话连接到了基辅，布留哈诺夫和他的助手在匆忙中忘了切断这条电话线。但当沃罗比约夫提供了自己的报告后，接电话的民防值班官员却不相信他是认真的。

负责反应堆车间巡查的瓦列里·佩列沃兹琴科，摸索着回到了四号控制室，他向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报告了自己在执行手动降下控制棒这一不可能的任务时见到的景象：反应堆已经被摧毁了。佳特洛夫笃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尽管他知道，在四号机组的某处发生了爆炸，但他根本就没想过发生爆炸的正是反应堆堆芯本身。在他从事核工业几十年的经验中，他亲自监督了阿穆尔河畔共青城所有核潜艇的交付使用，目睹了切尔诺贝利的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启动发电，他研读的那些课程和说明书让他对RBMK-1000的最新规章了如指掌。所有这些都不曾对反应堆可能爆炸有过任何暗示。佳特洛夫起身走向走廊，打算自己对机组进行检查，试图找出证据证明，这不过是紧急堆芯冷却系统中的某处发生了可燃气体爆炸。

在外面的走廊，他遇见了奥列格·亨里希和满身烧伤惨不忍睹的阿纳托利·柯尔克孜，皮肤正从他的脸上脱落下来，双手血肉模糊。佳特洛夫告诉他们，马上前往核电厂的医疗室，然后接着走向大厅，来到一扇窗户前。在那里，他惊诧万状地看到，机组大厅的墙壁，从+12标记位置到+70标记位置，总共超过17层楼高的一整面墙，已经完全倒塌了。他继续前往走廊的尽头，步下楼梯，缓缓地在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的外面绕了一圈，排在一起的消防车、舔噬着建筑物屋顶的火舌和满地散落的瓦砾碎片，尽收眼底。

跑回楼上的控制室，佳特洛夫看到了托图诺夫。虽然已经被命令离岗，他还是又跑了回来。佳特洛夫生气地要他为这种不服从指令的行为做出解释，然后得知，这位年轻的操作员的确已经离开了，但马上又觉得对核电站和自己的同志们负有责任，于是便又回来帮忙。佳特洛夫再一次命令他离开。几分钟后佳特洛夫再次离开控制室时，托图诺夫仍倔强地坚守在那里。随后，当一位新的四号机组班组长前来接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时，他也选择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两个人决定执行他们接到的命令，确保反应堆的冷却水供应。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在给水管网中找到那些巨大的闸阀，把它们打开——必要的时候，用自己的双手。
这时候，控制室中的辐射水平已经高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一次又一次地在四号机组里里外外的放射性瓦砾中穿行，加上频繁发作的呕吐，已经让佳特洛夫的力气一点一滴地消失殆尽。就在天将破晓时，他重新找回了操作日志，从一直监控着反应堆最后时刻的列宁格勒原子能控制系统Skala计算机那里，收集了所有打印数据，最后一次离开四号控制室。

凌晨5点15分，极度虚弱且不停干呕着的佳特洛夫，终于蹒跚着走进掩体，向厂长布留哈诺夫报告情况，流进他鞋子里的放射性污水，随着他的脚步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他把Skala计算机的三份记录摆在了桌子上：两份显示着反应堆的功率水平，另外一份显示一冷却回路的水压。然而当布留哈诺夫和核电厂的党委书记谢尔盖·帕拉辛要他解释四号机组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佳特洛夫只是迷惑地摊举着双手。

“我不知道。我一点儿都不明白。”他说。

等到早上5点30分，核电厂中已经挤满了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他们被从普里皮亚季的家中唤醒，赶来阻止灾难进一步恶化。三号机组的班组长不顾来自上面的指示，已经下令紧急停闭他负责的反应堆，将其控制室与核电站的通风系统隔离开来。而在核电厂的另一端，一号机组和二号机组仍然在运行发电，操作人员都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所有的警报都在一起响着，走廊里的装甲门也都牢牢关紧。

四号控制室外面的过道上，铝制天花板散落一地，放射性污水从上方倾泻而下，其中很多曾经流过上方的反应堆残骸，浸满了核燃料。
然而，布留哈诺夫绝望的指令仍然一直从掩体中传递出来：“把水送进去！”

在+27标记位置上狭窄的管道间里，亚历山大·阿基莫夫和列昂尼德·托图诺夫，在黑暗中奋力打开控制汽水分离汽锅供水的闸阀。这些阀门通常由电子传动装置遥控打开，但线缆已经被切断了，电也早停了。两人用尽全身力气，徒手转动那个与成年男子身量相仿的巨大转轮，每次只能转动一厘米。到早上7点30分的时候，浑身上下都被从屋顶倾注而下的放射性水浸透的两人，终于打开了一个冷却剂管道上的所有阀门。这时候，两人在四号机组强大无比的γ射线场中，已待了超过6个小时，开始出现急性辐射综合症的初期症状。他们的白色工作服已经变成灰黑色，又脏又湿，被不断释放高能β粒子的放射性核素浸透，使他们的皮肤暴露于每小时数百伦琴的辐射之下。托图诺夫不停地呕吐，阿基莫夫几乎迈不动步子。不管他们如何用力，最后一个阀门怎么也打不开。最后，阿基莫夫被他的同志们从管道间里拉扯出来，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向四号机组控制室走去，一盏矿工灯为他们照亮了脚下的道路。

然而，当托图诺夫和阿基莫夫进入核电厂的医疗室时，他们费了全身力气才放出来，但已经毫无用处的水，从已被炸碎的反应堆的各处破裂管道激涌而出。水一层接一层地淹没了整个四号机组，流过走廊和楼梯，缓缓地清空了冷却三号机组所需的共用冷却水储备箱，让地下室和连接它们的电缆隧道变成一片汪洋，埋下进一步毁灭的隐患。直到很久很久之后，在掩体中的布留哈诺夫厂长和其他人承认自己犯下惊人错误之前，还会有其他一些人，要为四号反应堆完好无损的幻象，牺牲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