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3点，弗拉基米尔·马林仍在家中，电话第二次响了起来。这次是维克托·布留哈诺夫本人从核电厂下方的掩体打来。厂长承认错误说，电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但他向上司保证，反应堆本身安然无恙。马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妻子，然后迅速穿上衣服，叫了辆车，赶往中央委员会。在动身离开前，马林给他的顶头上司打了个电话，上司又将这个消息在官僚体系内部一层层地报了上去。
当一缕晨光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破晓而出时，尽管连接莫斯科、基辅和切尔诺贝利的电话专线已经快被打爆，但布留哈诺夫打了包票的情况汇报，这时才开始慢慢传递到苏联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那里。
清晨6点，关于事故的消息终于传到了苏联能源部长阿纳托利·马约列茨那里。他在家中打电话给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他对雷日科夫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一场火灾。一个机组停止运行了，但局势尽在掌握之中：一个专家小组已经赶往电厂了解详情，他分管核能的副手——一位经验丰富的核专家，此前正在克里米亚度假——也已经被召回到现场主持政府委员会的工作。雷日科夫告诉马约列茨要时刻与小组成员保持联系，一旦得到更多消息，马上给他回电。
但在苏联核工业联合会那里，格奥尔基·科尔钦斯基和其他的核专家却已经了解到，真实情况可能要比所有人能设想到的更糟糕。他们通过电话联系上核电站的当班主管时，他的声音已经断断续续，惊恐万状。联合会会长指示他去找核电站的高级管理人员，让他们马上给苏联核工业联合会打电话。
切尔诺贝利负责科研的副总工程师是第一个打回电话的。他冷静地解释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四号机组此前断网停堆，接受常规维护，然后进行了某种电气测试；但到底是哪种电气测试，他不能说。在测试过程中，意外发生了。
但问及堆芯的紧急冷却——这项关键工作将确保四号反应堆可以很快修复、重新入网供电——的进展状态时，这位切尔诺贝利工程师的沉静自若突然被打断了。
“没什么好冷却的了！”他喊道。电话就此中断。
……
早上8点，核电厂核安全部门的技术人员取回的样本显示，核电站周围的地表和水体中，都存在核裂变产物和核燃料粒子。这为反应堆堆芯彻底被毁以及放射性物质已释放到大气中，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9点钟，穿着绿色橡胶防化服、带着呼吸面具的内务部警察部队，拦住了通往核电厂的道路，基辅地区的党内二把手弗拉基米尔·马洛穆日也已经赶到，全权接管危机处置。在主行政办公大楼三层布留哈诺夫的办公室里，厂长听取核电厂各部门负责人的报告时，这位党内领导就站在旁边。负责核电厂医疗室的医生提供了到此时为止的伤亡情况。一人遇难，几十人受伤，很明显，他们受到了超大剂量的辐射，已经表现出明确无误的辐射病症状。然而，主管核电站外部辐射剂量测定的负责人却坚持说，没有必要疏散普里皮亚季市民。核电厂民防负责人沃罗比约夫试图再一次插话说，他们有责任告知市民发生了事故，但马洛穆日打断了他。
“坐下，”他厉声道，“还没轮到你说话呢。”
马洛穆日命令布留哈诺夫给他提交一份书面报告。核电厂党委书记带着几名员工起草初稿，在上午10点左右交到了厂长的办公桌上。文件很简短，只有一页打印纸，里面提到了一场爆炸、反应堆大厅屋顶的倒塌和一场已经彻底扑灭的火灾。参与救火的34个人正在医院接受检查，9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一人失踪，另外一人死亡。报告中没有提到任何有关辐射损伤的事。只是说，四号机组附近的辐射水平达到了1000微伦琴每秒，相当于3.6伦琴每小时，完全在容忍范围内。但它没有解释，这是用来测量辐射值的设备可能测到的最大读数。报告结尾打包票说，普里皮亚季的形势一切正常，辐射水平也在进一步调查中。在报告底部的空白处，布留哈诺夫用蓝色圆珠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下午两点，第二波级别更高的政府官员，在能源部长阿纳托利·马约列茨的带领下，乘政府官员包机从莫斯科抵达基辅。乌克兰的能源部长维塔利·斯克利亚罗夫在跑道上迎接他们，然后一起转乘两架看起来颇为古旧的An-2双翼飞机。刚刚上任不久，也不是核专家的马约列茨，表现得很有自信。“你知道，”他说，“我觉得我们不会在普里皮亚季待多久。”他认为，48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返程回家。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斯克利亚罗夫说，“我觉得两天时间可不够。”
“别吓唬我们了，斯克利亚罗夫同志。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尽快修复受损的反应堆机组，让它重新入网发电。”
在切尔诺贝利以外的土路跑道上颠簸着降落后，他们急速驶进普里皮亚季，穿过列宁大道两旁的白杨树投下的斑驳光影。斯克利亚罗夫注意到，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像在任何一个温暖的周末下午那样，做着自己的事情。孩子们踢着足球，刚洗好的衣服晾在阳台上，一对对情侣在新建成的购物中心前的中央广场上缓缓散步。他跟人问起辐射水平，得到的答复是，读数大约为背景辐射水平的10倍，这显然在允许范围内。于是，斯克利亚罗夫也变得乐观起来。
两位部长走进了普里皮亚季共产党和市执行委员会的总部大楼。这是一栋紧挨着波利西耶旅馆的5层混凝土建筑，在里面工作的人称其为“白房子”。从基辅赶来的党内大员马洛穆日，已经在这里设立了指挥中心。苏联民防军方面的负责人伊万诺夫将军也已经从莫斯科赶来，向党内高官建议，用广播警告普里皮亚季市民，核电厂发生了事故。与此同时，他手下的部队正在对核电厂和城市进行辐射侦察。
在下午4点举行于白房子党委会议室的会议上，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做出结论说，他手下员工在此前12个小时中为保证四号反应堆冷却水循环的种种努力，如今都被证明为徒劳。他承认，反应堆已经彻底被毁，高放射性的石墨碎片洒得满地都是。更糟糕的消息还在后面。那天早上，核电站的物理学家已经进入被污染的四号机组控制室，证实控制棒没有在爆炸前完全降入反应堆。他们现在怀疑，仍残留于反应堆容器中的核燃料很可能会很快再度满足新的临界条件，启动又一轮链式反应，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而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对其加以控制。反应堆复活，可能会导致火灾和爆炸，向离普里皮亚季城边缘不足2500米的大气中，释放出一波又一波致命的γ和中子辐射。预测结果显示，新的临界条件将在晚上7点之后的某个时刻达到，他们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干预。
快到5点的时候，基辅地区民防部队的亚历山大·洛加乔夫上尉跑进白房子，带来了他对核电厂地面辐射调查的结果。他的装甲车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驰过列宁大道，速度快得令7吨重的车身在从铁路桥上冲下来的时候，几乎处于腾空状态。然后他向右一直开过步行广场，直到大楼入口。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洛加乔夫交给马洛穆日一份地图，核电厂食堂旁边，他用铅笔潦草地标注了辐射读数：2080伦琴每小时。
“你的意思是毫伦琴吧，小伙子。”这位党内一把手说。
“就是伦琴。”洛加乔夫说。
洛加乔夫的指挥官仔细研究着地图。他抽完一根烟，又点着了一根。
“我们需要疏散城市。”他说。
大约晚上10点之后，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普里皮亚季市党委书记三楼的办公室召开。约有30名政府部长、军方官员和核工业专家列席，他们都坐在门边排成三排的椅子上。谢尔比纳站在屋子中间，靠着一张办公桌，桌上堆满了地图、文件和盛满烟头的烟灰缸。屋子里很热，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儿，气氛紧张得简直令人窒息。
会上，谢尔比纳听取了基辅地区党内一把手马洛穆日和苏联能源部长马约列茨的汇报，列加索夫院士也只是在一旁听着。他们没有提供关于核电厂或普里皮亚季市内局势的任何详细信息，也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如何应对事故后果的计划。只是说，在四号机组进行涡轮发电机降负荷试验时，接连发生了两起爆炸，反应堆大厅被毁，数百名电厂员工受到伤害，其中两人死亡，剩下的人住进了市医院。四号机组的辐射情况比较复杂，尽管普里皮亚季市的辐射水平显著超过正常值，但对人体健康不构成威胁。
谢尔比纳将委员会成员分成了几组，第一组由中型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梅什科夫带头，开始调查事故原因；第二组将进一步测量辐射剂量；民防军的伊万诺夫将军和乌克兰内务部的根纳季·贝尔多维奇将军则为可能的疏散做准备；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叶夫根尼·沃罗比约夫负责所有与医疗相关的事务。最后，瓦列里·列加索夫将负责一个团队，对灾难后果加以控制。
与核电站的物理学家们一样，列加索夫的第一个顾虑，便是四号反应堆的残骸中是否可能发生新的链式反应。核电厂的操作人员已经向冷却系统的水箱中倒入了一袋袋的硼酸粉，其中的硼可以吸收中子。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淹没核燃料。但这些化学溶液在反应堆大厅破碎的管网迷宫中，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并无法确定，这些溶液流到了哪里，而且现在供应也已经快要不足。斯克利亚罗夫命令再从西边300公里以外的罗夫诺（Rovno）核电站调运10吨硼酸粉来。但罗夫诺核电站站长不愿意掺和这件事，万一他们也遇到紧急情况呢？而当这些硼酸粉终于装上卡车运来时，车又半途抛了锚，直到第二天，才运到切尔诺贝利。
与此同时，列加索夫意识到，核电厂操作人员试图用水冷却已经炸碎的反应堆堆芯的英勇而又徒劳的做法，只是令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的地下室空间中注满了被污染的水，从而令放射性蒸汽云不断地涌入大气。此外，放射性悬浮颗粒的毒潮也从四号反应堆的大坑中，汹涌地散入空气。普鲁申斯基已经在匆匆一瞥中看到，那里的燃料电池栅格闪闪发光，还有一个预示着不祥之兆的炽热发光的亮点，这强烈意味着，有些东西正在燃烧。不管怎样，这团火必须扑灭，反应堆必须封闭起来。
然而，从堆芯抛射出的那些瓦砾碎片，令核电站及其附近的地面也成了一个放射性雷区。如今，对于任何试图接近四号机组的人来说，哪怕只是停留极短的时间，都意味着死亡。想要近距离覆盖反应堆，甚至只不过是用传统方式灭火，使用泡沫，或是像30年前英国在温德斯凯尔核电站事故中那样用水，都是不可能的。委员会中迄今没有人能够就如何熄灭熊熊燃烧的反应堆提出任何建议。列加索夫惊愕地环顾四周，遍布对核物理一无所知的政客，以及不敢提出解决方案、迟疑不决、呆若木鸡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每个人都知道，必须得做点儿什么。但做什么呢？
浓密的放射性核素云，继续从四号反应堆上方翻涌着进入天空，但白房子里济济一堂的专家们，依然无法就是否疏散普里皮亚季达成一致意见。民防军辐射巡逻小队，从中午起就开始每小时测量一次城市街道的辐射读数，他们发现，数字令人惊心：在离反应堆不到3公里的列西娅·乌克兰卡大街，下午3点前后，读数已经达到0.5伦琴每小时，到傍晚时分，升高到了1.8伦琴每小时。这个读数要比正常背景辐射高出上万倍，但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坚持认为，这并不对居民构成直接威胁。他义愤填膺地指出，即便是在当时仍未向外公布的1957年马亚克灾难后，那个对外保密的城市中的居民，也不曾被告知需要离开。“他们从来都没疏散过那里的居民！”他说，“为什么要在这里这么干？”
事实上，苏联当局正式制定的核事故疏散标准要比这高得多。根据名为《关于核反应堆事故中居民保护的决策标准》（Criteria for Making a Decision on Prot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Event of an Atomic Reactor Accident）的国家文件，只有当居民可能受到的辐射暴露超过75雷姆的终生最大暴露剂量——核电站工人年度安全辐射暴露值的15倍，才会执行强制疏散。即便是那些规定何时应当告知居民发生辐射泄露的法律法规，内容上也相互抵触，而且并没有明确规定，谁拥有决定疏散的权力。
谢尔比纳或许只不过是担心在普里皮亚季造成恐慌。但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理由认为，对那些不幸的新闻和不实的官方信息早已司空见惯的苏联公民，会真的在收到事故警报后失去头脑。更紧迫的，是国家对保密的强制要求。到星期六黎明拂晓时，内务部警察部队已经用路障封锁了整个地区，克格勃随后也切断了这个城市的长途电话线。等到黄昏降临时，本地的电话线路也被切断了，仍旧没有广播通知普里皮亚季市民发生了事故，更不要说警告他们待在室内或是关闭窗户了。即便如此，谢尔比纳清楚地知道，一旦进行疏散，便没可能再继续隐瞒整个原子城5万居民的大逃亡。
然而，民防军指挥官和物理学家，对卫生部长的乐观预测并不同意：即便城中的辐射情况在短期内仍可忍受，却没有任何改善的可能。到这时为止，从反应堆飘出的气流，已经向北方和西北方向飘去，从普里皮亚季和基辅一直飘向白俄罗斯。到星期六中午时，化学部队已经在离核电厂50公里远的气流飘经路线上，监测到足以致命的30伦琴每小时的外部辐射剂量。但风向随时可能改变，而且东南方向已经在下雷雨；即便是极小的一部分降落在普里皮亚季，放射性坠尘也可能随之降下，给市民带来恐怖的后果。在基辅那边，乌克兰总理已经单方面下令，为可能的全城疏散安排好运输车辆——超过一千辆公共汽车和卡车。然而，没有来自上面的命令，任何工作都无法向前推进。而谢尔比纳希望在做出决定前，得到更多信息。他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
与此同时，四号反应堆咧着大嘴的坑室中，正酝酿着某种骚动。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时分，核电厂主管科学的副总工程师注意到，废墟中有红宝石色的光明灭闪动。这之后，是一连串小规模爆炸，耀眼的白光从主厂房的废墟中，如同喷泉一般蹿涌而出，照亮了150米高的通风烟囱。两小时后，能源部下属核能研究机构苏联核电运行研究院（VNIIAES）的一个小组，正在冷却剂河道提取样本，四号机组的墙壁突然被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摇动。炽热发光的碎片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技术人员只好躲到桥墩下暂避，他们的辐射剂量测定设备的指针全都超过了最大刻度。
政府委员会的会议还在继续。空气里仍弥漫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氛围：不知何时，主席助理们居然起草了一份修复四号反应堆，重新将其并入苏联电网发电的行动方案，尽管这已经很明显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此外，根据斯克利亚罗夫的回忆，临近午夜，一位公务人员打断会议，告诉谢尔比纳，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很快会给他打电话听取情况汇报。这位副部长要求所有人离开会议室，但斯克利亚罗夫起身要走时，谢尔比纳却拦住了他。
“不，不。坐下，”他说，“听我怎么说。然后你再跟你的上级一字不差地复述。”
来自莫斯科的扰频高频电话线路（VCh）响了起来，谢尔比纳接过电话。
“发生了一起事故，”副部长告诉戈尔巴乔夫，“出现了点恐慌。现在党组织、州里的总书记和区委会成员都不在现场。我会下令能源部长重新启动所有机组。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平息这场事故。”
戈尔巴乔夫说话时，谢尔比纳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谢尔比纳说“好的”，然后将听筒挂上。
他转向斯克利亚罗夫：“你全听到了？”
他全听到了；惊呆了。“你没办法重启反应堆，因为已经没有反应堆了，”他说，“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你这个大惊小怪的家伙。”
“我亲眼看见的。”
过了几分钟，专线电话又响了起来。这一次，是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共产党的一把手。
谢尔比纳向谢尔比茨基重复了刚刚跟戈尔巴乔夫说过的话，一个充满幻想和拒绝承认现实的自信满满的突击行动方案。然后他把电话交给斯克利亚罗夫。
“他要跟你说话。就照我刚才说的讲。”
“我不同意鲍里斯·叶夫多基莫维奇同志说的话，”斯克利亚罗夫说，“我们需要疏散所有人。”
谢尔比纳从乌克兰能源部长的手中抢过电话。
“他是个大惊小怪的家伙！”他对谢尔比茨基喊道，“你怎么疏散这么多人？我们将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人现眼！”
大约上午11点，危机发生九个多小时之后，第一架来自莫斯科的飞机，降落在了基辅的柏油碎石飞机跑道上。由鲍里斯·普鲁申斯基率领的能源部核电站事故应急处理小组，成员中有苏联核工业联合会和参与反应堆及核电厂设计的各研究所的科学家，克格勃成员，以及莫斯科第六医院的四人专家小组。莫斯科第六医院是苏联国家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直属医院，专门治疗放射性损伤。
刚一落地，普鲁申斯基便得知，一个政府委员会也在赶来的路上，接管形势控制。然而，关于事故真实严重程度的信息，就算之前已经通报到了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层面，却没有人将其转达给普鲁申斯基和他的专家小组。当他们坐着大巴，在警察的护卫下赶往140公里外的普里皮亚季时，他们的情绪很糟糕——这时他们已经知道，有两个人死了。但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依然迷惑不解。或许是反应堆大厅的屋顶坍塌了，要么就是某些机器着了火。然而，他们仍认为，反应堆已经安全停堆，正在注水冷却，不会有更多伤亡了。
正因如此，当大巴终于开到分别通向普里皮亚季和核电厂的三岔路口，普鲁申斯基看到一名内务部警察官员带着“花瓣”面具（lepestok mask）时，他深感不解。“花瓣”面具是苏联设计的一种以布制成的呼吸面具，可以过滤大气中的放射性悬浮颗粒。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大动干戈。应急小组到达普里皮亚季后，来自核电厂的接待人员安慰他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放下心来的普鲁申斯基登记入住了波列西耶旅馆，一座俯瞰中央广场的8层混凝土大楼，并到楼下的餐馆吃了午餐。这之后，他漫步到了阳光灿烂的旅馆天台之上，看见布留哈诺夫厂长正穿过广场向他走来。
“机组出了什么问题？”普鲁申斯基问。
尽管这位震惊过度的厂长这之后还会继续向他的上级提供相反的信息，并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依然告诉其他人，四号反应堆完好无损，但在这一刻，布留哈诺夫承认了真相。
“机组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说。
普鲁申斯基惊呆了。他知道这个人不是核专家，但其言中之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你自己去看一眼吧，”布留哈诺夫绝望地说，“从街上就能看到那些分隔装置。”
……
乘着直升机绕反应堆低空飞行的鲍里斯·普鲁申斯基，已经意识到，布留哈诺夫厂长对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四号机组命运的描述是准确的。然而，这位核电站事故应急处理小组组长，仍然难以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主厂房的屋顶已经消失不见。里面，是一个洞开的黑色大坑，十多层楼高的外墙和地面，仿佛被一把巨大的勺子凭空挖走了。建筑物的北墙已经坍塌，化作四处散落于邻近建筑物平屋顶上和整个核电站区域内的乌黑瓦砾。在大厅的废墟中，他能看见120吨重的桥式起重机、换料机、主循环泵和应急堆芯冷却罐扭成一团的残骸。飞行员使直升机向一侧倾斜，以让核电厂的摄影师能够透过机窗拍照。普鲁申斯基看到反应堆的盖子——用于将反应堆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两千吨重的混凝土钢盘“叶连娜”，斜斜地对着天空。在它下面的反应堆坑室内部深处，尽管是在明亮的阳光下，他依然能看见残留的燃料组件形成的闪闪发光的栅格，有一处还燃着炽烈的红黄色火焰。当直升机斜着飞远时，普鲁申斯基迫使自己面对内心中仍拒绝接受的现实：四号反应堆已经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