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边上的普里皮亚季第126医疗卫生中心，位于一栋藏在低矮铁栅栏后的饼干色小楼里。这所医院服务于一座不断发展及年轻居民不断增长的城市，拥有400多张病床、1200名职工和一个挺大的妇产科，算得上设备很齐全了。但它从来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样一场灾难性的辐射事故，因此，当星期六清晨第一批救护车开始停在医院外面时，医院职工很快就应付不过来了。
时值周末，很难找到医生，而且最开始时，没人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从核电站送来的那些穿着制服、之前曾参与扑救火灾的年轻人，抱怨着头痛、喉咙干和眩晕。有些人的脸变成了可怖的紫色，另外一些则像死人一样苍白。很快，所有人都开始干呕甚至呕吐，呕吐物填满了洗手盆和水桶，直到他们的胃中无物可吐，却依然无法停止。负责分诊的护士开始哭了起来。
早上6点，医院院长正式做出辐射病的诊断，并通知了莫斯科的生物物理研究所。从核电厂送来的人被告知，脱掉所有个人物品，统统上交，包括手表、现金、党员证。所有这些都已经污染了。医院中原有的病人被打发回家，出院时一些人都还穿着自己的病号服。护士们打开用于辐射事故的急救包，其中装有药品和一次性静脉注射设备。到早上，医院已经收治了90名病人。其中包括四号控制室里的那些人：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托图诺夫、班组长阿基莫夫和他们独断专行的上司、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
一开始，佳特洛夫拒绝接受治疗，表示他只想睡上一觉。但护士坚持给他扎上了静脉针，他立刻感觉好多了。其他人的伤势看起来似乎也并不严重。亚历山大·谢甫琴科开始时感觉又眩晕又兴奋，但很快便睡着了，直到护士来给他打点滴时才醒来。他认出这名护士是同住一栋公寓楼的邻居，请求她交班后设法找到他的妻子，安抚她说，他很快就能回家。
与此同时，谢甫琴科和他的朋友试图估算自己到底受到了多大剂量的辐射：他们觉得可能是20雷姆，或者50。但一位曾经历过核潜艇事故的海军老兵很有经验地说：“50雷姆的时候你是不会呕吐的。”
从604房间被同事救出的弗拉基米尔·沙什诺克，是第一批送到的伤员。他的身上满是烧伤和水疱，肋骨塌陷，背上显然还有骨折。然而，当他被抬进来时，护士看见他的嘴唇在动，他正努力说话。她俯下身去。“离我远点儿——我是从反应堆隔间里出来的。”他说。
护士剪开粘在他皮肤上的已经成了碎片的脏衣服，把他安顿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但她们几乎什么都做不了。凌晨6点，沙什诺克死了。
即便是那些亲眼目击了灾难发生经过的人，也很难将核电厂里的毁灭景象与普里皮亚季街头无忧无虑的气氛联系起来。一位在五号和六号机组工作的管理人员，那天晚上在从明斯克出差返回的路上目睹了熊熊大火。就在爆炸发生一个小时后，他把自己的轿车停在了距离破碎的四号机组反应堆大厅不足100米距离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消防员在屋顶奋力控制火势，整个人完全惊呆了。然而，当他第二天上午10点在普里皮亚季家中醒来时，一切看起来都一如往常。他决定和家里人一起好好享受这一天。
然而，在其他一些地方，有迹象显示，城中并非一切如常。一位技术人员的邻居，是个电气装配工，那天早上，他没有去沙滩，而是选择在自家公寓大楼的屋顶上铺了块橡胶垫，躺下晒太阳。只待了一会儿，他就注意到自己开始迅速晒黑。几乎与此同时，皮肤也发出了一股灼烧的味道。他中间一度下楼休息，邻居发现他兴奋异常，幽默感十足，就好像喝了酒一样。因为没人想要和他一起到屋顶上晒太阳，他便独自回去了，继续加速把自己晒黑。
但在核电厂，早班的核工程师们却清楚地意识到这座城市正面临的危险，试图警告他们的家人。一些人设法通过电话找到他们，告诉他们待在家中。知道克格勃肯定在对通话进行监听，一个人试图使用密语告诉他的妻子做好逃离城市的准备。另外一个人说服了厂长布留哈诺夫，让他回家吃午饭，随后便将所有家人塞进自己的汽车，准备带他们去安全的地方，但在列宁大道尽头，被一名值守路障的全副武装的内务部警官拦住了。整个城市已被封锁，没有官方许可，任何人都不能离开。
核电厂技术培训项目负责人韦尼阿明·普里亚涅齐尼科夫，是在上午11点左右到达亚诺夫火车站的，他错过了之前12个小时发生的所有一切。他去了利沃夫出差，不在城里。那天早上，坐火车回家的路上，他听到其他乘客谈论着流言，说是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普里亚涅齐尼科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核物理学家，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知识，他曾效力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的多家产钚工厂和哈萨克斯坦的许多核试验基地。从切尔诺贝利项目最初启动时起，他就在那里工作，并一直以自己在核电厂中的位置而自豪。他很了解反应堆，因此拒绝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在他可以想见的任何情况下，反应堆堆芯发生爆炸都是不可能的。他与其他乘客激烈地争论了起来，到最后几乎就要动手打一架。
但到达普里皮亚季时，他亲眼见到，民防军第427红旗机械化团的水罐车，正在街道上喷洒清洗剂，道旁的排水沟中留下了白色的泡沫。这位物理学家意识到，那是用来吸收落到地面上的放射性核素的解吸溶液。此外，到处都是内务部警察。普里亚涅齐尼科夫跑回自己的公寓，向妻子和女儿示警，但家中空无一人。
在公寓里，他试着给核电站打电话，线路却是断的。他骑着自行车，在离城几公里外的自家度假屋中找到了正在侍弄鲜花的妻子。她拒绝相信出了任何岔子。直到他向她指出草莓叶子上的深色石墨污点时，她才同意回到家中。
普里亚涅齐尼科夫怀疑，事故的源头是灾难性的反应堆毁损，但没有辐射测量计，他无法说服自己的邻居相信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他劝服不了这些人，而且，作为一个父亲和祖父都死于政府手下的人，他也知道，再继续努力说服可能会是危险的。
中午时分，辐射侦察部队分成小组，开始在全城进行辐射剂量测量，一架苏联武装部队第225混合飞行中队的米-8直升机，正从南边向普里皮亚季飞来。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是机长谢尔盖·沃洛金和他的两位机组成员。那天早上，正好是他们在鲍里斯波尔（Borispol）军用机场当值。按照常规轮值制度，一个直升机组应当随时待命，做好应对发生在基辅军区内的紧急情况的准备。沃洛金及其手下平日里执行的任务要比这趟差舒服得多，不过是在共和国内部运送苏联的军政要人而已。他们的直升飞机为了这一用途进行过特别改装，机舱中铺着地毯，安装了舒适的扶手椅，配有洗手间，甚至还有一个酒吧。尽管他们也接受过强制性的训练，做好了在阿富汗山区执行战斗飞行任务的准备，但却从来不曾被征召前往。
那天早上大约9点，沃洛金收到了绕着切尔诺贝利核电厂进行空中辐射调查的命令。在路上，他要接上一位民防军的高级军官，这个人会向他提供必要的细节情况。填好飞行计划后，沃洛金到值班员那里，为自己和机组成员领取个人辐射测量计。设备的电池腐蚀了，只有飞行中队的防化员可以替换电池，但他正在空军基地的另一边为基地指挥官修建车库。沃洛金决定，不带个人辐射测量计也没什么大不了。尽管执行此项任务专用的呼吸面具和橡胶防化服，已经发放给他和他的机组成员了，但把它们都穿戴齐全再去驾驶飞机，简直是不可能的。天气还很暖和，机舱内很热，就算是穿着夏季制服也一样。大约上午10点，飞行工程师启动了发动机，沃洛金只穿着一件衬衫，就把飞机开上了天。他接上了那位民防军官员，一位佩戴着自己的军用辐射探测装置的少校，飞往普里皮亚季，等待进一步指令。
沃洛金很了解切尔诺贝利。他经常驾驶中队的直升机飞往位于立陶宛考纳斯（Kaunas）的军用飞机厂接受年度检修，途中总要飞过核电站闪闪发光的白盒子形状的建筑物。有时候，出于好奇，他会打开装在机舱座椅后边的DP-3战场辐射计。在核打击后环境下，DP-3辐射计可以在4级敏感度间调整：测量范围可以从10伦琴每小时一直增加到100、250和500伦琴每小时。但他从来没见指针动过一下。现在，这位机长接近核电站上空200米处时，他能够看见白色的烟从建筑物上方飘出来。他告诉工程师，打开机舱内的辐射计。他的导航员做好准备，根据空中的辐射读数进行必要计算后估测出地面的辐射剂量。沃洛金看到一辆黄色伊卡鲁斯巴士穿行在核电站尚未完工的五号机组和六号机组之间。好吧，他想着，如果人们仍在那里工作，一切应该都很正常。
接着，他看见了核电厂坍塌的西侧。在那里面，什么东西正在燃烧。
“18伦琴每小时，”飞行工程师报告说，“正在迅速爬升。”那位民防军上校打开了机舱门，他的手持装备开始显示放射性。他打开机窗，自己测量外面的读数：20伦琴每小时。
……
下午1点30分左右，这位飞行员将直升机开到100米高处，向北飞过紧邻普里皮亚季的头三座村庄中的第一个后，再折返向西。驾驶舱中的辐射测量计仍旧显示为零。沃洛金下降到50米的高度，继续前往下一个村庄。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把直升机又降下一些，到了只有25米的高度，但辐射测量计的指针依然没有移动。沃洛金怀疑，它不过是不够敏感，无法获取读数。在飞过调查飞行方案上的最后一个转折点时，沃洛金开始沿火车轨道朝着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方向飞去。
在他的右边，能看到克里斯托加罗夫斯卡（Chistogalovska）村，许多人正在自家菜园里耕作。风这时开始向西南方向吹去，带着从核电厂和火车站方向飘来的一缕白烟一直飘向那个村庄。或许是蒸汽？
克里斯托加罗夫斯卡并不在调查飞行方案中，但沃洛金决定还是去那里采集一些读数。万一那白烟是放射性的呢？这玩意儿可能会正好落在人们的头上。飞过火车站后，他把操控杆向上拉起，直升机开始转向右侧。大滴液体开始在飞机座舱盖上凝结。开始时，沃洛金以为那是雨。随后，他注意到，这些液珠并不像雨水那样在玻璃上溅开，恰恰相反，它们样子怪异，厚重而黏稠，缓缓地像果冻一样淌下去，随即蒸发，留下盐一样的印子。不过天空依然晴朗。他俯身看了下控制板，又抬头往上看，在他上方，有一团白烟正在头上飘过，有些地方很稀薄，有些地方很厚，就像是一团云。
“机长，爆表了！”飞行工程师喊道。
“什么爆表？”
“DP-3辐射计。指针卡住了。”
“那就切换到更高一档。”沃洛金说着，转身自己查看表盘。辐射计已经调至最大设定，指针像是被粘在了表盘的最远端，直指着500伦琴每小时的刻度。沃洛金知道，这个设备读取的是他驾驶座椅后面的接收器受到的辐射值。这看起来几乎不可思议，驾驶舱内部的辐射水平，已经超出了预计出现于核战争中的最坏情况。不管怎样，他必须立即驶离这团云。
沃洛金将操控杆大力向前推去，直升机的机头急转向下，随即左转。树梢从机身下掠过，一抹翠绿。他将飞机开到最大速度，远远离开火车站，朝普里皮亚季飞去。然后，驾驶舱的门突然打开了，惊恐万状的民防军上校手中拿着自己的辐射测量计。
“你干了什么？”这位军官的尖叫声穿透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你把我们都给玩死了！”
星期六，夜色降临，普里皮亚季城中每间公寓的电话线和有线广播音箱都已经陷入沉寂。这种挂在墙上的广播匣子，也叫广播点，就像是煤气管道和电线，把政治宣传输送到全苏联的家家户户。它有三个频道：全苏频道、共和国频道和城市频道。广播从每天早上6点开始，首先是苏联国歌，接下来是声音阴沉刻板的“莫斯科之声”。许多人会一直开着广播——曾经一度，关掉广播被认为是可疑的举动——政府的谆谆教诲如嘈嘈切切的背景声，回荡在每一个厨房。当这些广播匣子默然无声，电话线也被切断时，即便是那些整个下午都沐浴在阳光下的普里皮亚季市民，也开始意识到，某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随后，当地房管局（zheks）的办公人员开始逐门逐户告诉居民，用拖布擦洗各自的楼梯，女共青团员则开始敲门分发稳定碘片。有小道消息说，核电厂里剩下的反应堆全都停堆了。还有谣传说会全城疏散。一些人甚至打好了行李，走到大街上，等着随时被带走。但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消息。
……
那天晚上，科罗尔和另外几名核电厂的高级工程师，在其中一人的家中聚了一下，他们喝着啤酒，谈论着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事故。有许多种猜测，但却没有答案。他们打开电视，希望看到点儿相关的新闻，但新闻里根本就没有提到核电厂或事故。
在列宁大道尽头宽敞的转角公寓中，瓦莲京娜徒劳地等了一整天布留哈诺夫的消息。自从他天亮前一言不发地离开，她就再也没见过他。直到过了夜半，这位核电站负责人才回到家，并带回一张许可证——他们怀孕的女儿和女婿可以凭着这张许可证，开上家用轿车穿过内务部警察布下的警戒线，逃离这座城市。他只停留了几分钟。他说，他必须得返回核电厂。“你知道，船长总是最后一个跳船逃生的。从现在起，”他对瓦莲京娜说，“家里就靠你了。”
到了早上9点，数百名内务部警察已经开始在普里皮亚季街头巡逻，所有通向该城的道路都已经被警方的路障切断。市领导们，其中包括普罗岑科、副市长叶绍洛夫、普里皮亚季民防负责人以及学校和企事业领导人，聚集在白房子中召开紧急会议。而在普里皮亚季市的其他地方，这一天的开始，却和任何一个温暖的星期六早晨没有什么不同。
在城里的5所学校、金鱼幼儿园和小阳光幼儿园中，数千名儿童已经开始上课。外面的林荫下，母亲推着婴儿车在散步。人们涌向沙滩，晒太阳，钓鱼，在河里游泳。杂货店里，顾客们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采购新鲜的农产品、香肠、啤酒和伏特加。其他人前往他们位于城边的度假屋和菜园。河堤旁边的咖啡厅外，人们正在为即将举行的一场露天婚礼派对做着最后准备。体育场中，市足球队正在为下午的比赛热身。
在白房子四层的会议厅里，基辅地区的共产党第二书记弗拉基米尔·马洛穆日走上讲台。马洛穆日一两个小时之前才从基辅赶到，但因为在处理紧急情况时，党的权威总是排在政府之前，所以现在他才是掌控局势的人。站在他旁边的，是城里两个权力最大的人：核电厂厂长布留哈诺夫和建筑工程负责人瓦西里·基济马。
“发生了一起事故，”马洛穆日说，但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情况现在正在评估。有更多详细情况，我们会告诉你们的。”
与此同时，他解释道，普里皮亚季市中的一切都应当正常进行。孩子们应当待在学校，商店应当正常开门，计划于当天举行的婚礼也应当继续。
自然，有人提出了问题。与西方童子军组织类似的第三小学少年先锋队的队员，总计1500名儿童，那天要在文化宫集会。他们还能继续集会吗？第二天，按照计划，孩子们要在市里街道上举行跑步比赛。要不要正常进行呢？马洛穆日跟校长打包票说，不需要改变计划，一切都应当如常进行。
“拜托不要大惊小怪，”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