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十三
4月27日，星期日，天亮之后不久，从核电厂送来的第一批病人就被送到了莫斯科。一群穿着PVC围裙和防护服的医生，以及几辆座椅上包了聚乙烯膜的巴士，已经在伏努科沃机场（Vnukovo Airport）等着他们。第六医院的专家们已经空出整个病区等待他们的到来。这家有600张床的机构，特为收治中型机械制造部的核工业员工而设，有两层楼专门留给放射医学科。这些病患中有人仍穿着爆炸发生时的衣服，许多人身上满是放射性尘埃。他们刚抵达医院，人们便发现运送他们的那些车辆已经严重污染，超出了除污处理的极限。运送第一波病人的飞机被拆卸销毁了，一辆巴士被送到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校园，开进一个大坑里，然后被填埋。
到星期日晚上，一共有207名病患住进了医院病房，绝大多数是电厂的操作人员和消防员，也有在燃烧的机组边值守的保安、在放射性尘雾中等公交车的建筑工人，以及在冷却水通道旁边垂钓的人。115人被诊断为急性辐射综合症，其中有10个人受到的辐射剂量非常大，医生们立刻认定，他们几乎已经不可能活下来。
第六医院临床部门的负责人，是62岁的安格林娜·古斯科娃医生。早在三十多年前，苏联核武器项目最初启动时，她便开始从事放射医学研究。1949年，她刚刚成为一名神经病科医生，便领命前往乌拉尔山脉以南的封闭小城车里雅宾斯克-40（Chelyabinsk-40），治疗在马亚克生产联合体的产钚工厂中工作的战士和古拉格犯人。被派到整个苏联最敏感的保密位置之一，就算是古斯科娃这样的专业人士，也对自己要去哪里一无所知，而一旦到了地方，他们会被禁止离开或与外界通信。古斯科娃在马亚克待了两年还没返回，她的母亲甚至以为她被逮捕了，正关在克格勃的地牢中。然而，就在她的母亲给秘密警察写信，请求将她释放时，这位年轻的医生却在条件艰苦的生物物理前沿阵地，闯出了一片事业上的新天地。
在马亚克，古斯科娃遇到了她的第一批急性辐射病受害者：13位因恶心呕吐而来到她诊所的古拉格犯人。因为对他们的症状缺乏了解，这位医生误以为是食物中毒，治疗后便打发他们回去继续工作了。直到这些人再次就诊，抱怨高烧和内出血时，她才发现，他们在二十五号放射化学工厂（Radiochemical Factory Number 25）附近已经被放射性核素严重污染的土地上挖沟时，被暴露于恐怖的辐射场之下，而且至少有一个运气不太好的犯人已经受到了致死剂量的辐射：600雷姆。
后来，那些在工厂机床前工作的年轻女性开始得上另一种怪病，虚弱、头晕、浑身剧烈疼痛，一个患者甚至疼得直想要“往墙上爬”。古斯科娃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记录下这种新病症状的医生。这是一种由于长期低剂量接触放射性同位素而导致的慢性辐射病（chronic radiation sickness），简称CRS。她设计了一整套筛查和治疗此种疾病的方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向她在中型机械制造部的上司进言，只要小心控制，工人不会因辐射暴露导致太大损伤。为此，她迅速得到提升。她曾前往坐落于哈萨克大草原、占地数万平方公里、被称为“多边形区”（the Polygon）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秘密武器试验基地，目睹了苏联的第一批原子弹试验，并为那些爆炸后马上冲进引爆区拍摄照片的摄影师提供治疗。古斯科娃后来还成为原子弹之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的私人医生。1957年9月，马亚克第十四号核废料罐发生爆炸后，她就在那里为苏联第一起核灾难的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治。同一年，33岁的她被派往莫斯科生物物理研究所新设的放射医学专科工作。
之后30年里，新组建的中型机械制造部统辖之下的核帝国疯狂扩张，大踏步地朝着预想中的世界末日决战跃进，没有给安全问题留下多少考虑的时间。前进的代价，便落在了那些不幸的反应堆技术人员和被辐射的潜水艇艇员身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悄然倒下，不是被秘密埋葬，便是被送到莫斯科第六医院古斯科娃负责的部门接受检查。事故本身依然严格保密，而且在事后，那些幸存下来的病人，也被禁止向外透露让他们患上那些可能余生都会为其所困的疾病的真实原因，但古斯科娃和她的同事收集了大量关于放射性对人体危害的临床证据。震惊于中型机械制造部一直拒绝承认与原子能产业迅猛发展相伴随的危险，1970年，她写了一本书，描述了在一座民用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后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但当她将手稿呈交给苏联卫生部副部长时，他勃然大怒地将其扔出了办公室，禁止她出版此书。此后一年，她将历年来治疗中的临床发现编纂为《人类辐射病》（Radiation Sichness in Man），并因此获得了列宁奖（Lenin Prize）。
第六医院中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受到了来自体外和体内的双重折磨。随着白细胞数量急剧减少，感染开始在那些年轻的操作人员和消防员的皮肤上蔓延。他们的嘴唇上和嘴巴里，因感染单纯疱疹病毒而起的黑色水疱结了厚厚的痂。牙龈因为假丝酵母菌感染而红肿，上面覆了一层窗纱般的假膜，皮肤也开始脱落，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块鲜红的生肉。手臂、腿和躯干上被β粒子烧伤的地方，生出了疼痛的溃疡。和纯粹由高温导致、会随着时间缓慢愈合的热烧伤不同，辐射烧伤会逐渐恶化。他们体表的β粒子烧伤气势汹汹地向外扩张，从那些接触过放射性物质的地方，渐渐侵蚀入下面的组织。这些人的体毛和眉毛全都掉光了，肤色也逐渐暗沉，先是红色，然后是紫色，最后变成棕褐色，像纸一样一层层卷起脱落。
在他们体内，γ辐射将他们的肠道内膜吞噬殆尽，肺部也遭腐蚀。阿纳托利·柯尔克孜曾在爆炸发生后，奋力关闭通往反应堆大厅的气密门，整个人都被蒸汽和尘土包围，体内的铯元素含量极高，令他本人成为一个危险的辐射源。现在，他开始出现狂暴、难以控制的痉挛发作，烧伤专家安热莉卡·巴拉巴诺娃医生不得不躺倒在他身上，用自己的体重把他压在床上。柯尔克孜病房周围的辐射值最终变得非常高，该部门的负责人不得不把她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搬到医院的其他地方。病房外大厅中的镶木地板也被严重污染，必须取出另铺。
事故后的头12天，亚历山大·巴拉诺夫和罗伯特·盖尔做了14起骨髓移植手术，阿曼德·哈默和山德士公司（Sandoz Corporation）安排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药物和设备从西方空运到莫斯科，盖尔也得到苏联官方允许，从纽约和洛杉矶召来更多同事帮忙。但医生们知道，他们的许多努力可能都不过是徒劳。事后，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盖尔宣布，他们的移植患者中，约有3/4可能都难逃一死。
曾被来自四面八方的高能γ射线轰击了几个小时，又在放射性污水中蹚过的班组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移植自孪生兄弟的骨髓丝毫没能减缓他的生理机能全面崩溃的速度。光是他被污染的工作服，就令他受到了10戈瑞（grays）的辐射，相当于1000雷姆，由此导致的β粒子烧伤几乎覆盖了全身，只有腰部扎着厚厚的军用腰带的一块地方未受影响。然而，阿基莫夫的肺部还另外受到了10戈瑞的辐射，这导致了急性肺炎。他的体温开始升高，肠子开始解体，随着血便排出体外。有一次他的妻子卢巴探望他时，回头从窗口看去，发现她的丈夫正在一丛一丛地揭下自己的大胡子。
“别担心，”他跟她说，“一点儿都不疼。”
阿基莫夫知道，他或许没办法活着离开医院了，在还能说话的时候，他告诉一位朋友，如果可以活下来，他希望可以追随自己狩猎的爱好，成为一名猎场看守人。卢巴建议说，他们可以和两个儿子住在河上，照管浮标，为船只导航，就像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的父亲以前那样。不管发生了什么，阿基莫夫确定了一件事：“我再也不回核工业领域了。我什么都可以干……我可以从头来过，但绝对永远不再回反应堆了。”
基辅检察长办公室的首席检察官谢尔盖·扬科夫斯基，来到阿基莫夫的病房，就事故向他提问。这位工程师的身体已经肿胀不堪，几乎已经说不出话来。医生们没空跟这些检察官浪费时间，质问扬科夫斯基，为什么要折磨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他们跟他说，阿基莫夫挺不过几天了。这位检察官的调查工作徒劳无功。
离开前，扬科夫斯基在这位垂危的核工程师的病床前，俯下身去说：“如果你记得什么，就写下来吧。”
5月6日，阿基莫夫度过了他的33岁生日。很快，他便陷入昏迷。
第二天，死亡开始降临。第一个去世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消防站的消防员，弗拉基米尔·季舒拉中士。爆炸发生几分钟后，他和普拉维克一道爬上了屋顶。5月11日，普拉维克和普里皮亚季消防站的指挥官基贝诺克，也因伤势过重而不治。后来，恐怖荒唐的谣言传到了普拉维克身在基辅的那些熟人耳中：据说他受到了极其强烈的辐射，眼睛都从棕色变成了蓝色，医生还在他的心脏里发现了水疱。同一天，亚历山大·阿基莫夫成为第一个辞世的核电厂操作人员，死的时候，双目圆睁，皮肤变成了黑色。
古斯科娃医生现在禁止病人们互通信息，将他们关在自己的病房中。窗外花开满树，天气简直完美。在诺维科夫元帅大街（Marshal Novikov Street）的围栏之外，整个莫斯科一切如常。那些幸存下来的人独自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接着换血机，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小时地过去，常常只有护士陪伴着他们。透过亲戚的窃窃私语，朋友和同事接连死去的消息传到了他们耳中。运送遗体的轮床被推过医院的长走廊，发出令人心惊肉跳的声音。
当第一批在四号机组工作的战友被送往墓地埋葬时，对亚历山大·谢甫琴科的折磨才刚刚开始。正如医生警告过的，他身上的β粒子烧伤慢慢开始显现威力。最初，是红色的小点出现在脖子后面。接下来，更多的破损伤口在他的左肩胛、臀部和腿肚子上出现，他曾以这些部位顶住反应堆大厅的巨门，覆盖其上的那些释放β粒子和γ波的放射性核素黏液，浸透了他打湿的工作服。
谢甫琴科被转到了深切治疗部，在这一层楼中，连他在内，只有四个病情极其危重的人被安置于单独的病房中。住在隔壁的，是他的上司、反应堆班组长瓦列里·普列沃兹琴科。这位退役海军在进入反应堆大厅、直视燃烧堆芯时，受到剂量巨大的γ射线辐射，但他阻止了谢甫琴科往里看，从而令其免遭最恐怖的辐射。但即便如此，谢甫琴科身上的烧伤的颜色还是逐渐变深，开始扩散，皮肤变成黑色，脱落下来，露出下面柔软的婴儿皮肤般的粉红肌肉。此外，肩胛处起初像是被晒伤的那个地方，逐渐起了水疱，坏死，变成蜡黄，而辐射则向下侵蚀着骨骼。疼痛变得几乎无法忍受，护士就喂给他吗啡止痛。医生开始讨论截肢的必要性，并从列宁格勒调来特殊设备以确定他的胳膊是否还能保留下来。
5月13日，星期二，卢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坐着巴士来到莫斯科西北郊外的米季诺（Mitino）公墓。与她同行的，还有她的朋友纳迪娅·普拉维克和塔尼娅·基贝诺克，她们的丈夫已于两天前去世。当男人们的遗体落土下葬时，她就在那里看着。卢德米拉当天早上9点为此而离开了医院，但她嘱咐护士，只跟瓦西里说她不过是想歇息一下。等到她那天下午返回第六医院时，她的丈夫也去世了。来为他下葬的入殓师发现，他的身体已经肿胀不堪，无法穿进自己的制服。当他终于被安葬在米季诺公墓自己同志旁边时，这位年轻消防员的遗体，被密封装在两个厚厚的塑料袋中，木棺材外还套着一个锌盒子，就像是一个被辐射过的俄罗斯套娃。
同一天，瓦列里·普列沃兹琴科也伤重不治。纳塔利娅试着跟丈夫保密，但躺在病床上的亚历山大能听到，隔壁病房中医疗仪器发出的滴答声已化为静默。5月14日，又有三名四号机组的操作人员死去，其中就包括列昂尼德·托图诺夫。他的父母守在他的床边，直至最后一刻。这个年轻人全身90%的皮肤被β粒子烧伤覆盖，肺部也被γ辐射摧毁，但那天夜里，他一直醒着，挣扎着呼吸。在移植的骨髓发挥作用之前，他便死于窒息。最后，医生计算得出，他吸收了大约1300雷姆辐射，超过致死剂量3倍。维克托·普罗斯库里亚科夫，是跟着普列沃兹琴科一起上到起重台架上的两个实习工程师中的一个，他也看向了燃烧的反应堆，全身都被恐怖的烧伤覆盖，尤其是拿着谢甫琴科手电筒的双手。他又撑了3天，于5月17日夜里去世了。
到5月的第三周结束时，事故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0人，亚历山大·谢甫琴科变得害怕起来。他的白细胞数目降到了零，剩下的头发也都掉光了。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他琢磨着。独自躺在病房中，那些伤势最重的幸存者开始怕黑，于是在一些病区，灯几乎一直亮着。
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谢甫琴科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知道如何祈祷。然而每天晚上，他醒着躺在床上，都会祈求上帝，让他再多活过一夜。
作为一种因人类的不智之举而导致的疾病，急性辐射综合症来势汹汹，病情复杂，存在许多未解之谜，挑战着现代医药的极限。引发急性辐射综合症的辐射暴露，可能只发生在几秒之间，而且没有任何初期反应，但它的破坏性效果却会立刻显现：高能射线、α粒子、β粒子和γ辐射将DNA链齐齐斩断，遭辐射暴露的细胞开始死亡；出现恶心和呕吐的症状，其速度和剧烈程度与暴露剂量成正比；皮肤可能会变红，但恶心最终会减少；在18个小时之内，除了那些最严重的烧伤，所有烧伤之处都会褪去颜色，病人会进入一段相对舒服的潜伏期。根据各人的辐射暴露严重程度，这种带有欺骗性的浑若无事，可以持续几天甚至几星期，这之后，急性辐射综合症进一步的症状才会显现出来。暴露剂量越低，潜伏期越长，恢复的可能性越高——假如得到正确治疗的话。
从切尔诺贝利来的病人，辐射暴露的途径花样百出：爬上三号机组屋顶的消防员们，吸入了释放α和β粒子的烟雾，身上落满放射性坠尘，而且整个身体都被散落身边的燃料芯块和堆芯碎片释放出的γ波击穿。他们的暴露剂量与所站立的位置有很大关系。几米之遥，可能就是生死之间。在四号机组内部奋力减轻事故损失的那些操作人员，被爆炸产生的尘雾和破裂管道释放出的放射性蒸汽包围，又被含有大量β粒子释放颗粒的水浸湿，在搜寻过程中更是在遍布反应堆堆芯瓦砾的废墟中反复穿行。一些人吸入了放射性的氙、氪和氩，这些半衰期很短，但放射性极强的气体，灼伤了他们嘴巴和呼吸道中的软组织。另外一些人的皮肤大面积烧伤，原因或是γ射线，或是落在皮肤上、浸到衣服里的β粒子。一些人的暴露时间只有几分钟，另一些人则要长得多。阿基莫夫曾和托图诺夫一道在齐脚踝的放射性污水中，徒劳无功地试图冷却已经炸碎的反应堆，在莫斯科下飞机的时候，他仍穿着当天穿了一整晚的脏兮兮的工作服。他的皮肤被这些衣服上的放射性物质连续辐照超过24个小时，最后才由第六医院的分诊护士脱了下来。
然而，在他们于事故发生一整天后到达莫斯科时，207名患者中，只有伤势最严重的那些人出现了疾病表面症状。
来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消防站、普拉维克中尉手下的消防队员，以及从普里皮亚季市消防站前去增援的那些消防员，除帆布制服外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帮助他们抵挡γ波辐射。其中6个人短时间内吸收了剂量巨大的辐射，在到达第六医院时，脸色已经由红润变得如同蜡一般灰白，他们皮肤的最外一层已经完全被辐射灭活。内伤虽然一时难以确认，但最终表明程度同样严重，身体中细胞自然分化速度最快的那些部位，尤其是肺和呼吸道、肠道及骨髓，受到的影响尤剧。对于那些受影响的器官，可用的治疗方法仅限于输血、用抗生素对抗感染，以及在最坏的情形下进行骨髓移植。最后一个选项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治疗手段，伴随着众多并发症和副作用，本身便可能致命。
古斯科娃医生和她的团队知道，急性辐射综合症的表面症状，比如肿胀、皮肤烧伤和坏死、便血和大出血、骨髓细胞大量减少、呼吸道和消化系统侵蚀等出现时，他们已经是回天乏术了。此外，缺乏对受害者辐射暴露具体情况的了解，也很难确定他们的辐射剂量，更不用说找到对症的治疗方法。即便是在规模最小、情况最确定的核事故中，对病人进行鉴别分类也几乎完全出于猜测。在四号反应堆爆炸后的一片混乱中，没有几个事故受害者知道，他们是如何以及在哪里遭受的辐射暴露。核电站负责监控的员工已经不知所措，消防员根本就没有配备辐射计，特别行动人员也只佩戴着简陋的、仅供在电厂内每日使用的徽章式剂量计，最高测量值只到2雷姆。那些从入院员工脱下来的防护服上取下，并小心装进袋子、用飞机运到莫斯科的剂量计，也在清除污染的过程中被粗心大意地毁掉了。
然而，古斯科娃凭借着在辐射病理学领域的数十年工作经验，开创了一种生物剂量测定法（biological dosimetry），根据问诊和化验结果来估测暴露情况；该种方法将首次出现呕吐症状的时间和白细胞读数都考虑在内。由骨髓制造的白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基础，也是判断急性辐射综合症效应的最可靠生物标记。通过测量病人的白细胞读数和白细胞减少率，医生可以相应估测出每个人受到的辐射量。这是一个极其耗费人力的过程。缺乏西方血液病医生诊所中常见的自动血细胞计数器，临床医生不得不在显微镜下用肉眼计数。前者只需20秒就能完成，后者却要花上半小时。
…………
古斯科娃最初的计算表明，一些人只受到了低剂量的辐射，甚至低于某些接受标准放射治疗的癌症患者。然而，这一分析结果只显示了γ射线对骨髓的影响，没有将吸入放射性烟雾、粉尘和蒸汽，或吞进放射性粒子导致的内部辐射带来的伤害考虑在内。此外，当β烧伤的外部特征缓慢出现在受害者的皮肤上，医生们被其覆盖面积与严重程度惊呆了。5月2日，巴拉诺夫医生估计，他的病人中大约有10人不可能活着走出第六医院。没过多久，他便将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7。
即便如此，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仍然抱着很高的期望，因为他们听说，一位据说医术十分高明的美国医生即将赶来，还带着能救命的外国神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