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十四
1986年5月14日，星期三，距离四号机组内部发生爆炸已经过去两个半星期，米哈伊·戈尔巴乔夫终于出现在电视上，首次面向公众谈起这起事故。在被CNN现场转播的这期《时代》节目中，面对该节目横跨13个时区的2亿观众，他宣读着一份早已准备好的陈述。这位苏联历史上最擅长电视秀的领导人，如今看起来无精打采，魂不守舍，心事重重。他说，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这起事故，“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苏联人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他有时会转入防御模式，偶尔也会显得义愤填膺，但最终在26分钟时结束了讲话。
戈尔巴乔夫痛斥了美国及其北约（NATO）盟国编造的关于这起事故的“堆成山的谎言”。他说，这些谎言是他们试图转移注意力的“卑鄙”伎俩的一部分，从而藉此回避他最近提出的销毁核武器的提议。他感谢了罗伯特·盖尔和汉斯·布利克斯，向遇难者和伤员的家人表示了同情：“苏联政府将照顾好那些遇难者和受害者的家人。”他向观众保证，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了，但也警告说，任务仍未结束：“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面对核能脱离人类控制后的恐怖力量……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整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科学资源都被动员起来了。”
48小时之前，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在一群高级参谋和该部医疗行政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切尔诺贝利。一个由化学战部队和民防部队的辐射专家打前锋的军方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在5月初进驻30公里禁区。基辅、明斯克和塔林的年轻人，被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召集而来，也有人是在半夜就被敲门叫起来。上头给他们发了制服，让他们宣誓，然后告诉他们，就当是在经历一场战争。被运进禁区后，他们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地。现在，曾于1979年指挥苏联军队越过边境进入阿富汗的索科洛夫元帅，专程赶到了这里，要再一次领导他的手下，打一场保护祖国的英勇战役，也即后来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清理行动”（the Liquida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hernobyl Accident）。
在中央集权国家的全力动员下，人员和设备从苏联的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向切尔诺贝利潮涌而来。这支地球上规模最庞大的军队，一落地便投入了一场殊死决战。巨型Ilyushin-76军用运输机空运来了士兵和重型设备。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民用工业的工人，也从里加（Riga）到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之间的各个地方赶来。官僚体制的束缚、计划目标的限制和经济优先度的考虑，全都被置之度外。只要一个电话，任何资源都能从苏联的几乎任何地方赶运到核电站：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隧道工程专家和轧制铅皮，来自列宁格勒的点焊机，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石墨砌块，来自摩尔曼斯克的渔网，来自摩尔多瓦的325个潜水泵和3万套棉布工作服。
这种爱国主义总动员的精神，在第一波事故详细报道出现于苏联媒体上之后，变得格外激昂。克里姆林宫的宣传高手终于找到了一个报道这起灾难的合适角度。《消息报》（Izvestia）和《真理报》（Pravda）发表的文章，充满敬意地详尽描写了最初投入灭火战斗的那些消防员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旁边配着矿工和地铁工人在废墟之下奋力挖掘隧道的大幅照片。尽管这些故事看起来充分体现了“公开性”原则，对于辐射的危险秉笔直书，也不隐瞒探访第六医院的伤员时目睹的细节，但这种公开是有条件限制的。民众的困惑、人员的无能或是安全防范措施的缺乏，都不能讨论，每一位消防员似乎都是在明知道自己所面对危险的前提下，依然无私无畏地冲上前去，从而得以步入苏维埃英雄的圣殿。事故的原因没有被追查。在别的地方，意思讲得很清楚：危机很快就会结束。根据每周出版的《乌克兰文学》（Literaturna Ukraina），原子“只不过暂时地失去控制”，苏联科学家“牢牢地把握着发生在反应堆之中和周围的一切”。报纸还报道说，被疏散地区的居民在清除污染的工作完成后就可以返回家园。
5月底，苏联陆军总司令瓦伦丁·瓦连尼科夫，当时负责指挥正在阿富汗进行的所有军事行动，被从喀布尔（Kabul）召回，接管切尔诺贝利的军方清理行动。这位将军到达现场后发现，超过10万名化学战部队的士兵独自奋战在禁区中，数百名住在附近的能源部建筑工人被紧急征召入伍，但很明显，清理行动还需要更多人力。中央政治局这时意识到，如果将全苏联那些酗酒成性、滥用药物成瘾的年轻新兵继续送到高辐射区域中，整个一代苏联青年人的健康都会被毁掉，而一旦遭到西方入侵，这会让国家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签署了一道在和平时期没有先例的命令：再征召数万名预备役军人，24—50岁的男性，参与为期不超过6个月的总动员。他们被告知需要参加特殊军事演习，许多人在穿上军装后才发现真相。7月开始时，超过4000名预备役军人在隔离区外面安营扎寨，他们睡在成排的帐篷中，每天早上由敞篷卡车运向特别禁区。这段路很长，天气很热，新铺的柏油路面在阳光下闪着光，水罐车在上面洒了水，防止灰尘飞扬。两侧一闪而过的树木和田野看起来郁郁葱葱，但它们全都被胶合板制成的围栏隔离起来，那上面写着警告：“请勿路边停车——有污染。”
卡车和混凝土搅拌车在路上形成了一条看不见头尾的长龙，它们高速驶过的时候，路边尘土飞扬。重型运输直升机的下沉气流也卷起一阵阵飞沙走石。无论是哪一种，都将辐射带到了整个地区。那些被轻风带到空中的放射性微粒，直径仅有几微米，不知不觉间便飘散远去，有的落在近处，还有的飘到100公里外，才随着雨化作放射性坠尘落下。乌克兰科学院的物理学家冒险进入禁区，使用纱网和普通的吸尘器采集空气样本。他们发现，每一次直升机飞行过后，辐射水平都可能增加1000倍。办公室的设备、家具和文件上覆了厚厚的一层尘土，而这些灰尘也钻进了那些在漫天尘土中工作的人的头发、肺和胃里面。在身体内部，这些“热”粒子从反应堆堆芯炸飞的肉眼几乎难以察觉的核燃料碎片所导致的伤害，比它们在体外时的威胁呈指数级增加：1微克钚可以向食管或肺的软组织发射1000拉德（rad）的高能α辐射，其后果足以致命。
而且，清理员们仅戴着贝雷帽和便帽，静电滤尘“花瓣”呼吸面具也是到处乱挂。虽然他们尽量只喝瓶装的矿泉水，那些深知危险所在的人最终也形成了一个下意识的习惯：为了清除自己身上的污染，他们近乎条件反射式地不停从衣服和桌子表面捡起哪怕是最微小的灰尘颗粒，然后把它们弹开。然而，其余的人依然对身边看不见的危险一无所知：士兵们在靠近反应堆的太阳底下闲逛，抽着烟，夏日炎炎的时候甚至会光着膀子；一群克格勃官员隐瞒身份进到禁区中，穿着坦克兵的工作服，带着昂贵的日本制造的辐射计，但直到靠近四号机组废墟时，他们还不知道要把设备打开。乌鸦到瓦砾中翻捡垃圾，只要停留过久，就会遭辐射而死，散落在核电厂周围。只有这些倒霉的乌鸦的尸体，警示人们要意识到鲁莽无知的代价。
由直升机、飞机、装甲车和那些身穿橡胶防护服、头戴呼吸面具的士兵，徒步完成的每日辐射调查，覆盖禁区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结果表明，污染已经扩散到整个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从四号机组飘出的尘雾所投射的阴影，不仅覆盖了普里皮亚季和切尔诺贝利，而且也笼罩着众多的集体农场、工厂企业、小型城镇、偏僻农村、森林和大片农田。高密度的放射性轨迹，直抵30公里禁区的北部和西部边界，而由四号反应堆中的21种不同放射性核素构成的坠尘，其中包括锶89、锶90、镎239、铯134、铯137和钚239，已经在以核电厂为中心、半径300公里的区域中，形成了斑斑点点的重污染地带。辐射对居民的威胁是双重的：周围地上被辐照过的灰尘和瓦砾，构成外部威胁；而借助土壤、作物和农场牲畜等渠道进入食物链的有毒放射性同位素，则从体内下手。到5月底，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比美国特拉华州面积还大，已经严重污染，不再安全。风和天气变化只会令情况变得更糟糕，来自放射性区域的尘土，不停地被重新吹进部队已经清理过的地方，令早期的清除污染工作几乎完全失去意义。
为核电站界线以外的庞大区域清除污染的工作，不仅因为天气和工程量的浩大而变得格外复杂，牵涉的不同地形和材料也令难度急剧增加。放射性烟雾渗入了混凝土、柏油、金属和木材；大楼、厂房、花园、灌木丛、树木和湖泊都曾在放射云的路径上，这些云连续几天甚至几周曾在其上漂浮；房顶、墙壁、机械、农田和森林都必须清洗，拆解，捡出未被污染的部分，或是粉碎掩埋。“清理”这个词不过是军方的委婉说法而已。事实上，放射性核素既不可能分解，也不可能毁灭，只不过是将它们换个地方埋起来，最好是埋在一个长期的放射性衰变过程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直接威胁的地方。
这是一项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而且整个苏联——事实上，是整个地球——之前都没有人想到需要为此做出准备。然而即便如此，它也没能摆脱苏联式行政命令体系中那种常态化的不切实际的荒谬预期。当化学部队指挥官皮卡洛夫将军向前来视察的中央政治局行动小组领导，初次汇报30公里禁区中的形势时，他预计清除污染工作可能需要7年才能完成。听到这番话，强硬派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叶戈尔·利加乔夫顿时大发雷霆。他告诉皮卡洛夫，最多只有7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到时候没能完成任务，我们就剥夺你的党员证！”
“尊敬的叶戈尔·库兹米奇，”将军回答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别再等7个月才来拿走我的党员证了。您现在就拿走好了。”
返回莫斯科后，中央政治局行动小组遇上了一个新问题：寻找可以永久性地将四号反应堆残骸与外部环境隔离开来的办法。如今，石墨大火已经最终熄灭，对“中国综合症”的恐惧忧虑也已散去，当务之急，是防止更多的放射性物质释放到核电厂周围的大气中，并尽快重新启用切尔诺贝利余下的三座反应堆。它们发出的电，或许对苏联经济来说没那么不可或缺，但让它们恢复运行，可以再一次展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力量，彰显苏联专注于核能发展的决心。不过，只有安全封闭四号机组的废墟，才有可能安全地启动它们。这一责任最初落在了能源部头上，但该部的工程建设团队很快便被这些艰巨的任务压垮了。到5月12日，他们索性在绝望中选择放弃。
但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却已下定决心，尽快让这场丑闻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他对中央政治局说，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造核电站的国家，现在，也需要成为第一个为核电站建造棺材的国家。是时候跟那些用血书写苏联核建设规则的人——中型机械制造部的专家，讨回这笔账了。第二天，中型机械制造部的负责人叶菲姆·斯拉夫斯基带着一个10人小组，乘坐他的私人座机Tu-104飞到了基辅，然后坐在直升机中绕着核电厂的废墟兜了一圈。
“真是个烂摊子。”他在空中察看废墟时说道。他的手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情况要比官方报告中的描述糟多了。反应堆爆炸后留下的大坑里，仍在向外冒着烟，那里现在就像是一个休眠的火山，可能随时会咆哮着苏醒过来。很明显，不管谁来承担为四号机组残骸筑墙的任务，都需要在人类可能面临的最恶劣的环境中施工。这项任务意味着几乎超出想象的辐射水平，一个极其危险、无法进行测绘的施工工地，以及一个近乎不可能的完工期限——戈尔巴乔夫告诉斯拉夫斯基，要他在当年年底之前封闭这座反应堆。死亡几乎不可避免。这位年过八旬的核能大佬转向他的手下：
“小伙子们，你们必须得冒这个险。”
第二天下午，在苏联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采访中，政府委员会负责人伊万·西拉耶夫描述了建造这座反应堆安息之地的方案：建起一座坟墓，把四号机组的废墟永远埋在里面。他解释说，这会是“一个巨大的安全壳”，“从而让我们能够安全地埋葬……这场事故所留下的一切”。最终，它会成为一个可以延续一百年之久的纪念碑式建筑。在摄像机前，西拉耶夫给它取了一个充满历史感和仪式感的名字：
石棺（sarkofag）。
在公开场合，苏联政府继续向国民保证，这场浩劫已经得到控制，已经释放出的辐射不会带来任何长期威胁。但在克里姆林宫的秘密会议中，中央政治局行动小组听闻，灾难对于苏联居民的直接影响，已经到了值得警觉的程度。5月10日，星期六，雷日科夫获悉，总计约9500人已经因这起事故住进了医院，光是在头48个小时里，便有至少4000人住院，超过半数以上是儿童，其中26人已经被诊断为辐射病。在俄罗斯西部的4个地区，污染水平已经开始上升，但原因还有待解释。苏联水文气象部也决定在基辅上空采取行动，用飞机向大气中喷洒播云物质，希望可以避免放射性雨落在城市中。
苏联总理签署了新的命令，对莫斯科必须严防死守，以免被蔓延的威胁危及。民防部队在所有通向莫斯科的主要道路上，都设置了路障，对每一辆车进行辐射检查，交通因此延误长达数小时，愤怒的司机在不合时令的热浪中群情激昂。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来到首都的旅行者，则被送进医院进行除污处理。此时，雷日科夫还给苏联的农工企业下了命令，停止从被事故影响的地区接收肉类、奶制品、水果和蔬菜，直到有另行通知为止。
那天晚上，谢尔比茨基单方面下令，基辅城中从幼儿园到7年级的所有儿童，加上那些已经从切尔诺贝利和普里皮亚季周边地区疏散出来的孩子，全都要从城中转移到东边的安全地带，至少在那里停留两个月。第二天晚上，乌克兰卫生部长罗曼年科再一次出现在电视上，安抚观众说，共和国内部的辐射水平仍在国际安全标准之内。但他同时建议，尽量将儿童户外游戏的时间减短，并禁止进行球类游戏，以免踢起尘土；成年人应当每天洗澡洗头。他还补充说，学校会提前两周放假，“以改善基辅城中和州内儿童的健康”。
疏散开始于5天后，363,000名儿童和成千上万的哺乳期及孕期女性，形成了一支足有50万人的流亡大军，足足占到了基辅总人口的1/5。由此而生的后勤保障任务，规模远超当初疏散30公里禁区时的水平，而且从一开始便笼罩着恐慌的阴影。33列火车穿梭往来，每两小时就从基辅火车站开走一班。叽叽喳喳的小学生挤满了站台，他们的衬衫上别着编号纸条以防走失，对于那些无法乘火车离开的人，还特别安排了飞机。当一波又一波的女人和孩子涌进乌克兰的少先队营地和疗养院时，整个高加索地区度假村中的苏联游客都接到通知，他们的假期预定被取消了，而疏散者在敖德萨和阿塞拜疆等地找到了临时的居所。3天后，基辅成了一座没有孩子的城市。没人敢确定地说，他们一定能回来。
5月22日，谢尔比茨基在一份详细描述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如何处理该起事故的党内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尽管失误和疏忽比比皆是，尤其是未能及时提供居民辐射暴露水平的安全值，9万名群众依然被从30公里禁区中的乌克兰辖区成功疏散出来。所有人都被重新安置了新的居所，超过90%的人已经恢复工作。每人得到了200卢布的补偿金，款项合计1,030万卢布。在整个乌克兰，事故后几天内住进医院或被隔离的9,000多名男性、女性和儿童中，161人已经被诊断为辐射病，其中包括5名儿童和49名内务部军警。总计26,900名儿童被送往苏联其他部分的少先队营地，正在哺乳喂养的女人，也被转移到了基辅地区的疗养院中。
但在所有这些对民众关怀备至的举措之下，黑色逆流已经开始袭向事故的第一批受害者。就在前一天，乌克兰卫生部长收到一份在莫斯科的顶头上司拍来的电报。关于如何记录因这场事故而遭辐射暴露的患者的诊断结果，电报中给出了指示：那些患上急性辐射病和被烧伤的人，会被如实记录为，“因累积辐射暴露而导致的急性辐射病”；但那些辐射暴露程度较低、没有出现严重症状的人，其诊断记录中则根本不会提到放射性这回事——莫斯科下令，这些病人的医院档案中要表明，他们被诊断为“植物神经—血管张力障碍”（vegetative-vascular dystonia）。这是一种表现出心悸、出汗、恶心和突发疾病这类躯体症状的心理性主诉疾病，由神经紊乱或“环境因素”所触发，虽属苏联医学界中的一种特有疾病，却与西方的“神经衰弱”十分相似。这份备忘录还指示说，对于那些前来检查的、已经遭受紧急救援人员所允许的最大剂量辐射的清理员，也要做出同样的模糊诊断。
在1986年夏天，皮卡洛夫将军指挥下的士兵遍布整个禁区，他们充当了一场规模庞大、独一无二的试验的试验品。苏联的核电厂事故应急预案此前所设想的情形，是一座受损反应堆一次性、短时间的放射性物质释放，而不是一场持续如此之久，甚至在除污工作开始后，仍未完全停止的灾难。30公里禁区内部的房屋和建筑，全都被以不同的方式污染了，严重程度视其与核电厂的距离和烟雾飘过时的大气条件而变化，并没有一定规则可以遵循。从车里雅宾斯克-40召来的辐射专家，在应对马亚克灾难后续影响时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让他们成为清理放射性土地的不二之选。但即便是他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此种情形。
开始时，化学部队试过将一切清洗干净。他们使用水炮和消防水龙，向农场建筑物和民房喷射水和除污溶液SF-2U。但当溶液流到地面上时，放射性坠尘开始集聚，建筑物旁边土壤的放射性污染反而增加了一倍，于是，他们只好用推土机铲走最上层的土。一些材料更难对付：铺设外墙砖的墙壁尤其难以清洁，而强化水泥在清洗之后的污染程度一如既往，士兵们不得不拿刷子刷除某些放射性核素。在庭院和花园中，人们将最上层的土壤全部铲走，堆进模子，用一层粘土盖得严严实实，然后再在上面种上新的草籽。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土壤，被卡车成车拉走，作为核废料埋在特别挖出来的大坑里。许多居民点经过了两次甚至三次除污处理，那些长时间拒不接受除污处理的房屋，索性被推平。最后，整座村庄都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后加以埋葬，并在它们的原有位置上设置了三角形的金属标牌，上面带有国际公认的标志——标示放射性危险的三叶草符号。
苏联的技术人员试了他们能想到的一切办法，来去除建筑物及附近土地上的放射性核素：士兵们在基地厨房中将聚乙烯醇溶液煮开，生成一种可以涂在墙上、吸附污染物的液体，干了之后，它们会变成能够脱落的薄膜；在路肩上喷洒沥青，控制扬尘，并在不可能清理干净的高速公路路面上不停地铺设柏油；在米-8直升机上安装内装胶水的巨桶，从空中往下倾洒，希望固定住地面的放射性颗粒。苏联装配技术研究设计院（NIKIMT）中型机械制造部的技术服务分支机构的专家，把全苏联的工厂都过了一遍筛子，寻找任何可能用来抑制扬尘的东西，前提条件是足够便宜，又能够大量供应。随着夏天慢慢过去，从PVA胶水到“巴达”（barda）——一种用甜菜和木材加工的废料制成的糊浆，各种材料陆续被运到禁区外缘的铁路车场，然后在直升机下方化作粘稠的深色雨点洒落而下。
与此同时，辐射对乌克兰境内河流、湖泊和水库的威胁，也一直考验着苏联工程师和水利专家的创造力极限。爆炸发生后几天，他们便从莫斯科和基辅被召集到禁区，想尽办法不让放射性坠尘冲刷到普里皮亚季河中，进而渗入地下水。此外，他们还要尽力防止已经进入河水中的污染物，危及下游的基辅和供应全基辅人饮用水的巨型水库。军方的建筑工程特种部队与苏联水利部的人马一道，建立了131座新的水坝和过滤装置，钻了177口引流井，并开始建造一道长5公里、厚1米、深30米的地下粘土墙，希望可以在被污染的水流入河水前，将其阻住。
在靠近普里皮亚季的地方，隔在城市和核电厂之间的卫生区，曾经遍植松林，它们正好位于爆炸后头几天反应堆释放的重度放射性坠尘飘走的路线上。厚厚一层释放β粒子的放射性核素灰尘，让它们受到了超大剂量的辐射，在有些地方高达10,000拉德，超过40平方公里的林地几乎瞬间便被杀死。不到10天，连接普里皮亚季和核电站的主路两边茂密的松林，便变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颜色：针叶逐渐从深绿转为红铜色。在这条路上疾驰而过的士兵和科学家，根本不需要从装甲运兵车的观察口中向外看，便已知道自己进入了“红树林”（Red Forest）。即便有装甲钢板和防弹玻璃的保护，他们的辐射计指针也会在超强的辐射中开始剧烈摆动。这片树林威胁巨大，没过多久，作战工程师便将它们砍倒，埋在由混凝土封装的坟墓中。
在集体农场的土地上，农业科学家使用深耕作业法将表土翻开，再安全地把放射性核素深埋在无法构成危害之处。他们试验了两百多种不同的作物品种，检验哪一种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辐射，然后将种子与石灰和其他钙粉一起播在田间，从而用化学方式固定土壤中的锶90，防止其进一步进入食物链。专家们预测的最理想结果是，一年之内，便可以在禁区内重新开始农业种植。
但在那些树叶和树下土壤成为致电离辐射源的地方，这项工作便成为西西弗式的徒劳无功。即便是最轻柔的夏日清风，也会将带有释放α和β辐射粒子的灰尘重新吹到空气中，而每一场雨都会从云层中将辐射带下来，将那些半衰期更长的核同位素冲刷进湖泊溪流。秋季的到来，会令带有放射性的落叶轻舞于大地之上。普里皮亚季沼泽，欧洲最大的沼泽，已经成为一块吸附了锶和铯的巨大海绵，而广袤无垠的农田，也已被证明大到无法清理干净，即便动用了推土机大军。只有10平方公里的禁区真正清除了污染。而全面清理，将需要移除近6亿吨表层土壤，并将其作为核废料予以掩埋。即便在苏联看似无穷无尽的庞大的人力动员能力下，这也被视为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从来就不曾有过任何正式方案，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用以规划一场如此巨大的核灾难后的清理工作。即便到了5月中旬，仍然没有足够的电厂专业人员对敷衍了事的操作进行监督，此外，关于工人们可以安全承受的最大辐射剂量标准的设置也存在争议。从过去几十年发生于核潜艇封闭空间的屡次事故中，海军的医生学到了带血的经验，因此他们坚持采用国防部25雷姆的标准。但无论是苏联卫生部，还是化学部队的负责人弗拉基米尔·皮卡洛夫将军，都希望将标准设为那个数值的两倍：50雷姆。皮卡洛夫手下的士兵在打仗的时候就采用这一辐射剂量标准。3周过去了，他们才最终同意使用较低的那个标准，但许多人都已经被危险地过度暴露了。即便到了那时，25雷姆的最大辐射剂量也被证明难以监控，经常会被分队指挥官有意无视。
从全苏联其他原子能电厂赶来帮助清理工作的民用核工业专家，因四处可见的缺乏准备而倍感震惊。他们发现，训练有素、能够有效监测辐射暴露水平的放射剂量测量师，寥寥无几。仍没有对该地区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而还一直从反应堆中涌出的放射性核素的容量，也在时时变化，几乎不可能得到可靠的辐射信息。辐射计短缺是家常便饭。一个排的30名战士，经常不得不共用一个监测设备：戴着它的那个人记录下来的辐射剂量，被同样应用于其他每一个人，不管他们身处何处，以及从事何种工作。
清理反应堆附近那些个头最大、放射性最强的瓦砾碎片的任务，落在了开着巨型IMR-2战斗工程车的士兵身上。这些战斗工程车的设计用途，是在地雷区中或在核打击后的混乱里，为部队开辟一条前进道路。它们实际上就是战斗坦克，只不过装备着推土铲和伸缩式起重机臂，而非机枪架。车上的液压钳，大得足以夹起倒在路上的电线杆或树干。为了尽量减少辐射暴露，驾驶舱里包了一层铅，每个人只允许在控制台前工作几分钟就要被替换下来。然而，第一批开进四号机组附近废墟的机器中，有一辆很快便出了问题。透过狭窄的装甲观察槽，驾驶员无法看清周遭情况，开进了一片迷宫般的废墟，被四面的瓦砾碎片困住。他的指挥官无法用无线电与他沟通，而他在高辐射区域的时间限额正一点点耗尽。最后，他的长官驱车接近，从自己的装甲车舱盖探出身去，为被困的驾驶员大声指点方向，直到他找到安全返回的路线。这位战士得救了，但对他的长官来说，待在外面的那几分钟却太长了。第二天，他便被送进了部队医院。
5月4日，头两辆庞大的无线电遥控推土机被空运到了核电厂。一辆制造于车里雅宾斯克，另一辆从芬兰进口，它们被用来清理四号机组周围的放射性瓦砾碎石和土壤。这块地方，是特别禁区中最危险的地带，反应堆建筑北墙边高高堆起了小山一样的碎石，这里的γ辐射暴露高达数千伦琴每小时。在不加防护的情况下，人只能在这里工作几秒钟。用铅皮保护好最敏感的遥控元件后，技术人员开始试着使用推土机。他们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一辆停在100米外的特制防核化侦察车中操控推土机，将散落一地的核燃料碎片推回四号机组。但那辆斯堪的纳维亚造的进口机器很快就失败了，根本没办法爬上放射性瓦砾堆成的那个陡峭的斜坡，而重达19吨的苏联货也没坚持多久，便在紧邻反应堆的地方坏掉了，根本不可能取回来。到9月份时，已经有好几辆这种明黄色机器被丢弃在附近田野上。
能源部紧急从国外采购更多的遥控设备，以总理雷日科夫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行动小组也制定了方案，要在反应堆上方铺设一层乳胶溶液。与此同时，对于堆积在反应堆北墙边的那座放射性瓦砾山，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则采取了一个苏联长期惯用的解决办法，下令用混凝土将其封盖起来。能源部的建筑团队用一条800米长的管道，将灰色的水泥砂浆灌进去，当它浇在被爆炸抛出反应堆的燃料盒上时，马上沸腾起来，很快，炽热的放射性水泥便如同喷泉一样喷到半空中。
这时，民防军731特种部队的预备役军人，开始徒手从反应堆附近铲走表层土壤。虽然其他部队在这个高辐射区域穿行时，都乘坐着装甲运兵车，这些人却只穿着普通军装便在露天中开始工作，仅有棉布制成的“花瓣”呼吸面具为他们提供保护。他们用普通的铲子铲走反应堆墙边的土壤，将它们填入金属容器，然后再运到为五号和六号机组兴建的一个半完工的放射性废料储存库掩埋。虽然他们的每一次轮班工作时间仅有15分钟，但天气酷热，辐射无情。他们的喉咙变得瘙痒，头晕目眩，而且没有足够的饮用水。一些人开始流鼻血，另一些人则开始呕吐。一支化学战部队的小分队被叫来帮忙清理三号机组附近地面上散落的大块反应堆石墨砌块，在他们被卡车运到后，竟直接开始用手捡拾。
这样的任务令清理员经常在几秒之内就受到一年内允许的最大辐射剂量。在特别禁区的高辐射区域，一项在其他地方可能由一个人一小时内就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则需要30个人，且每人只能工作两分钟。而新的管理条例严格规定，只要他们达到25雷姆的上限，就要被送出禁区，永远不许回来。衡量每项工作时，不仅需要计算其时间，还要计算到底需要“烧掉”多少个人才能将其完成。最后，一些指挥官找到了解决的好法子，那就是最好继续调度使用现有人手——那些辐射暴露已经达到极限的人，而不是把新的部队人员送到危险区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