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11点整，中央政治局成员齐聚于克里姆林宫三楼一间光线阴暗的会议室中。房间里摆满了小桌子，布留哈诺夫发现自己身处一群德高望重的苏联核工业头目之中，其中包括亚历山德罗夫、斯拉夫斯基和列加索夫，他们全都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坐在那里。挂在他们头顶上的庄严肃穆的列宁像，仿佛在盯着他们看。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会议开始，然后让谢尔比纳宣读政府委员会对灾难原因做出的最终报告。
“这起事故是操作人员严重违反规定维护计划和反应堆严重设计缺陷所共同导致的结果，”这位委员会主席开门见山，“但这些原因的严重程度是不同的。委员会认为，引发事故的关键在于操作人员的错误。”

这是更合中型机械制造部胃口的表述。然而，谢尔比纳接下来指出，反应堆的缺陷也是广泛存在且无法推卸的。RBMK反应堆没有跟上当下的安全标准，而且就算是在事故发生之前，也永远不可能在苏联境外获得运行批准。他说，事实上，此类反应堆潜在危险极大，他手下的专家甚至建议，所有建造更多这种反应堆的现有方案都应当被推翻。

等到谢尔比纳讲完，戈尔巴乔夫已经是怒气冲天。自从这场浩劫突然发生，他的怒火和怨气已经积了好几个星期。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去寻找关于事件来龙去脉的准确信息，而他在西方——作为一个改革者和可通融的合作伙伴——的个人声誉，也因那些拙劣的掩盖真相的举措而蒙污。他现在开始指责斯拉夫斯基和亚历山德罗夫，认为他们大搞秘密的国中之国，有意对他隐瞒事故之所以会发生的真相。“在30年的时间里，你们跟我们说，一切都绝对安全。你们觉得我们应当把你们当成神。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所有这一切，为什么最后会以灾难告终。没有人能控制这些部委和科学中心，”他说，“而且就算到了现在，我也没看出你们得出了必要的结论。事实上，看起来你们只不过是在试图把所有这一切掩盖起来。”

会议在激烈的争执中持续了几个小时，很快就过了午餐时间。戈尔巴乔夫问布留哈诺夫，他是否知道三里岛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历史，这位厂长对总书记表现出来的谦和有礼十分惊讶。斯拉夫斯基继续指责着操作人员，而戈尔巴乔夫的强硬派副手利加乔夫则紧紧抱着苏联的国家骄傲这块船板不放。“我们向整个世界表明了，我们能够应付这一切，”他说，“谁都不许小题大做。”能源部的代表承认，他们事前已经知道反应堆存在问题，但亚历山德罗夫和斯拉夫斯基依然坚持不停地扩张核能项目。

在某个时刻，梅什科夫不明智地坚持认为，如果严格遵照规章制度操作的话，反应堆依然绝对安全。

“你真是吓到我了！”戈尔巴乔夫回答说。

随后，瓦列里·列加乔夫承认，科学家令苏联人民失望了。“这是我们的错，确然无疑，”他说，“我们应当对反应堆保持警惕的。”

“这场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没有发生在此时此地，也会发生在其他某个地方。”总理雷日科夫说。他认为，落在亚历山德罗夫和斯拉夫斯基手中的巨大权力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导致他们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走向这个结局。”

晚上7点，一刻不停地争吵了近8小时后，戈尔巴乔夫发表了他的总结发言，提出了对所有他认为负有罪责的人的惩罚方案。这些内容被写进了决议草案，其中包括一个25点计划，并将在11天后提交给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在决议中，这些党内领导人指责布留哈诺夫和总工程师福明纵容核电厂内部的违反规章行为和“玩忽职守犯罪”，而且没能为那次中途发生事故的测试做好安全准备；批评了能源部的管理不力、忽视员工培训以及对其管辖下核电厂中发生的大量设备事故漠不关心；最后，他们也抨击了国家核监管机构对其缺乏有效监督管理。

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也坦率承认了导致四号反应堆毁灭的那场事故的真正源头。决议指出，这场浩劫，“是因为RBMK反应堆建造中的缺陷，它没有满足全部安全要求”。此外，尽管叶菲姆·斯拉夫斯基深知这些缺陷并收到了无数的警告，他依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反应堆设计中的漏洞。

中央政治局对那些中层干部施加了最严厉的惩戒。中型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梅什科夫、能源部主管核电的副部长萨沙林和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的副院长，被解除了职务。维克托·布留哈诺夫被开除出党，在耻辱中被送上返回基辅的飞机。

他们也提议，对那些因这场事故而被曝光的工业及组织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彻底整改。决议命令，内务部和国防部为军队和消防员配备必要设备并重新训练，以应付放射性紧急事故和清除污染的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能源部应当重新审视他们的长期核电预期发展目标；训练和安全标准应当接受全面修订，而对核能的监管工作将划归新组建的原子能部统一管辖。最后，在默认了所有错误都出在反应堆本身后，党内领导人下令，所有现存的RBMK核电厂都应当接受整改，与现行安全标准保持一致。建造更多RBMK反应堆的计划也当即被停止了。

然而，那些从一开始就主控着整个项目的核工业巨头们，却几乎完全逃脱了公开的指责。当时已经在监督“石棺”建造项目，试图将被毁的反应堆永远埋在地下的斯拉夫斯基，还有亚历山德罗夫，都只不过被提点了一下，要求他们尽职尽责确保和平原子的安全。尼古拉·多列扎利的名字则根本就没有被提及。

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议结束时，戈尔巴乔夫强调了这起灾难事件的深远国际影响。它给苏联技术的声誉抹了黑，而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国际社会的密切注视之下。他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所发生的一切坦然相告，不仅是那些社会主义盟国，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整个国际社会。“公开对我们更为有利，”他说，“如果没有按照应当去做的那样公开所有真相，我们会吃苦头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表示同意。第二天，克格勃第六总局的官员就开始发布一份与切尔诺贝利事故相关、被定为不同保密级别的话题清单。这份足有两页打印纸的文件总共列出了26项内容，处于最上方、标为“机密”的是第一项：“关于四号机组事故真实原因的相关信息。”

…… 7月19日，星期六晚上，中央政治局最终决议的官方版本在《时代》节目中播发。措辞毫不含糊，口气严厉尖锐。播音员说，通过政府委员会的调查，“业已证实，该事故是由这座原子能电站员工的一系列严重违反反应堆操作规程的行为所引起的……缺乏责任感、玩忽职守和无视纪律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份声明中包括了一份遭撤职的部长名单，最后以布留哈诺夫已被驱逐出党的消息结尾。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已经启动调查，法庭审判会在随后进行。完全没有提及任何反应堆设计缺陷的事。

自从伊万·西拉耶夫在苏联电视上现身，宣布建造石棺、永久封闭四号反应堆残骸的计划那时起，4个月中，新一批建筑师、工程师和建筑工程部队被召集到这一地区，开始昼夜不休地辛苦工作，只为将这一想法化为现实。当他们在能源部的对手担负起重新启用核电厂余下3座反应堆的责任时，中型机械制造部专门成立的一支名为US 605的建设小分队，接过了石棺项目……

在最开始的几次会议中，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头头、脾气火爆的叶菲姆·斯拉夫斯基，甚至提出过自己的建议，一个一如既往强势专横的解决方案：把整个烂摊子用混凝土埋了，然后就此了事。大叶菲姆的建议一提出，一片尴尬的沉默，直到最后，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才打破寂静。这位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所长指出，斯拉夫斯基的解决办法不太符合物理学定律：仍残留于反应堆建筑物中的核燃料持续衰变产生的热量，会令混凝土填埋变得不太切实际——如果不是根本没有任何可能的话。

尽管从上到下彻底封死四号反应堆废墟这个主意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里面的燃料既需要大范围通风，以令其继续安全冷却，也需要持续加以监控，从而在新的链式反应开始时发出警告。废墟必须要用一个保护罩盖起来，尽管没人能说出如何将其实现。四号机组占地相当大，差不多是一个足球场的面积，任何一种屋顶都需要在里面建造立柱支撑。然而，这个空间仍然是一片无人区，到处都是倒塌的墙壁、损毁的设备和散落的混凝土，而且大多数埋在成千上万吨的、安托什金将军的直升机部队空投的沙子和其他材料下面。工程师们无法确切知晓，废墟是否仍有足够的结构完整性以支撑屋顶的重量，哪怕使用最轻最薄的屋顶材料。此外，辐射也令找出真相几乎不可能。

……最后，是由中央委员会强令指定的设计方案，伴随着一张一如既往不切实际的时间表，而且要在极其恶劣的现场施工条件下完成。不管要在四号机组周围建起什么样的东西，都必须尽最大可能地迅速完成，不能以年来计算，而要以月计算。这一方面是为了阻止放射性扩散，而另一方面，也是让一号、二号和三号机组可以相对安全地重新启动运行，从而为苏联蒙羞的技术威望找回几分颜面。

然而，技术上的挑战几乎难以逾越。建筑物只能用遥控方式建造起来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即便已经向废墟空投了沙子，并用熔化的铅淹没了它，四号机组附近的辐射水平，依然高到任何人都无法在其中工作3分钟以上。工程师们计划用预制构件来建造新的结构，使用起重机和机器人在现场完成组装。此外，时间也很紧迫。6月5日，戈尔巴乔夫给斯拉夫斯基及其手下下令，必须在9月份之前完成新建筑，也就是说，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历史上最危险也最野心勃勃的土木工程壮举。事实上，甚至在莫斯科的工程师和建筑师在对可行设计方案达成一致前，现场施工便已经开始。

为了控制他们的总体辐射暴露量，中型机械制造部的US-605小分队采取了轮班制，每一班进入切尔诺贝利禁区中工作两个月。第一拨人在5月20日开始进场工作，他们需要清除能源部半途而废的补救计划所留下的烂摊子——堵得乱糟糟的道路、毁损的设备和完成了一半的混凝土项目，同时为即将开始的巨大工程建造必须的基础设施。他们还需要为一支2万人的建筑大军准备好住处、食物和卫生设施，那些人大多数是由中型机械制造部征召入伍的预备役军人，后来被称为“游击队员”（partizani）。

中型机械制造部认为，自己的技术专家，比如建筑师、工程师、科学家、电气专家和放射剂量测定师，都是不可替代的人才，需要被保护起来，以避免过度暴露，这样才能够在禁区中工作尽可能长的时间。而那些通常已经人到中年的“游击队员”，却被当成愚昧、缺乏技能、可以牺牲的炮灰，被编制成排，一批接一批地扔到需要在高辐射区域出苦力的最前线。这些人在几个小时或几分钟内，就暴露于最大剂量的辐射之下，然后便被打发回家，用新的一批人肉炮弹取代。

第一拨人马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中型机械制造部最主要的辐射防护物资——强化混凝土的持续供应。建造切尔诺贝利头4座反应堆时用到的铁轨和水泥厂，正好处在四号机组排出的第一波强放射性坠尘烟雾的飘移路线上，已经被严重污染，只能废弃。建造工作开始之前，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工程师们铺设了35公里长的新路线，建起了几座清除污染的火车站、一个铁轨枢纽、一个有能力卸载50万吨航运砾石的河上码头，以及3座新的混凝土厂。

这之后，工程师们开始向反应堆发起围攻。他们建起了一排又一排的“先锋墙”，保护建筑工人免受那些从废墟中源源不断地、如看不见的枪炮一般发射出来的γ射线的危害，然后在其掩护下慢慢地向前推进。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上，工程师们将2.3米见方、近7米长的中空钢模，在平板火车货厢上像砖块一样叠起来，然后焊接上。然后，他们用装甲战斗工程车将其推到反应堆周围的位置，再用至少300米外的泵，将混凝土浇筑在这些火车货厢和承载物之上。最后得到的隔离墙，高度超过6米，厚达7米，在它们投射的“γ射线屏蔽区”下，工人们每次可以安全地工作5分钟。他们周围的地面也经过了除污处理：先用抑尘溶液喷过，逐渐被另外一层半米厚的混凝土层覆盖。

施工一刻不停地进行着，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工人们分为4个班次，每6个小时一班。晚上，工地被探照灯和空中的一架系留飞艇投射的灯光照亮。政府委员会在衡量建筑团队的进展时，采取了苏联标准，以每天浇筑的强化混凝土量来计算，而且持续不断地给他们施加压力。仲夏，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工厂每24小时搅拌出的混凝土，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000立方米（12,000吨）。搅拌车和泵车接力式地将这些混凝土快速运往四号机组的废墟，司机们在新修好的公路上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飞驰，一方面是防止夏季高温会令车中的混凝土固化，一方面也是因为担心周围空气中的辐射。道路两边，很快便散落着因侧翻而报废的卡车残骸。

在7月和8月，中型机械制造部的第二拨工程师开始进驻第一道先锋墙和四号机组自身外墙之间的空间。那里有更多的混凝土、橡胶、瓦砾碎片和被污染的设备。以这些为基础，他们开始向上修建。以450万卢布的巨款从西德购进的3台德马格高负载起重机和两辆巨型履带式机械工程车，从铁路运到了禁区中。它们的起重能力相当于普通起重机的近20倍，用来安装巨大的预制钢模。这些钢模中回填了更多的混凝土，从而将从反应堆建筑北侧滚落的那些高放射性瓦砾所形成的陡坡深埋地下。这便是后来所谓的“阶梯式隔离墙”（Cascade Wall）。它由4个层层升高的巨大台阶组成，每一层台阶长50米，高12米，整个看起来，就像是一座献给报复心极强的史前神灵的庙宇。这个建筑的庞大体量，令在其遮蔽下工作的人和机器相形见绌。而无论是人，还是机器，都不能在其附近长久停留。如果开得太近，混凝土泵车的发动机就会熄火死掉，放射剂量测定师所携带设备的刻度盘也会发疯一样乱转，就像是处于磁场中的指南针。这是一个专家们一直未能合理解释的现象。

阶梯式隔离墙的钢模被预先组装为巨大的模块，用起重机令其就位，然后再灌入混凝土。这项工作花了几周时间才完成。四号机组墙壁上的漏洞和空隙，意味着数千立方米的液态混凝土被白白地灌入废墟之中，填满了地下室、走廊和楼梯间，直到缝隙也填满。等到砂浆凝固，以无线电控制的爆炸螺栓将起重机吊索松开，下一个模块的建筑再在其上开始进行。但在最终安装阶梯式隔离墙的角模块——一座升起于活跃的γ辐射场中、高达16层楼的塔状建筑时，爆炸螺栓失灵了。中型机械制造部的专家从游击队员中找了个志愿者，他同意被另外一台起重机吊起来，用手松开螺栓。在他执行任务前，他们发给他3种不同的辐射计，来记录完成任务期间的辐射暴露水平。他用了一个小时才回到地面，得到了3000卢布、一箱伏特加和当即复员的奖励。但他把所有的辐射计都扔了，担心上面的数字不会是好消息。

到那年深秋，全苏联征召了数以万计的人到中年的“游击队员”，到禁区中的高辐射区域埋头苦干，直到达到25雷姆的限额。这之后，他们先是接受除污处理，然后听从指示在一份宣誓保密的文件上签名，就可以被准许复员，回到原来的地方。走的时候，每个人的手里都攥着一个小小的硬皮本，里面是他们累积吸收辐射剂量的官方记录。但很少有人会把这份文件上的数字当真。离开前，还有一些人获得了突出贡献奖，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某种奖励：录音机或手表。回家后，许多人会试着用伏特加来清除体内的辐射。

不管《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如何大张旗鼓地宣扬胜利，关于他们所面对的艰苦条件的真相，还是慢慢传遍了苏联的大城小镇。结果是，当预备役军人收到召集他们进行“特殊训练”的征兵通告时，他们也慢慢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有些人就对征兵官员行贿，好让自己留在家中。据说，缓服兵役、不去阿富汗参战的价码高达1000卢布，而逃脱去切尔诺贝利的义务，则只需一半价钱就够了。在禁区外围的某些军营中，指挥官还会面对手下部队的不断反抗。一群200名来自爱沙尼亚的“游击队员”被告知，他们的服役期从原来的两个月延长到了6个月，于是，他们愤怒地聚在一起示威抗议，拒绝回到工作岗位。基辅的军警巡视人员也经常会遇到抛下手下士兵的高级军官，他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试图乘火车逃离这座城市。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自愿留在切尔诺贝利工作。有人是被传说中的高工资吸引，因为在高辐射地区服役，会额外发放给劳动者一笔奖金；有人是出于对科学的好奇；也有人只是出于为祖国母亲牺牲自我的念头，就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做过的那样。

弗拉基米尔·乌萨坚科，36岁，10月17日征召入伍。包括他在内的80名“游击队员”，由一架Ilyushin-76运输机从哈尔科夫（Kharkov）空运到了基辅，然后乘坐卡车赶到核电厂附近的一座军营中。有一位工程师，此前服兵役时曾在苏联导弹防卫部队担任无线电操作员，本可以通过贿赂免于入选，但他却没有那么做。在禁区里，他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穿着军装的士兵，像绿色的蚂蚁一样急匆匆地执行着他们的任务——但在他看来，正进行的一切全无头绪。一群群散兵游勇在高辐射区域晃荡着，等待上面的指示，或在其他人工作时在旁边看热闹，完全无视辐射剂量在自己体内累积。

乌萨坚科负责指挥一个排，那些在禁区中已经待了一阵的、没有被委派官职的军官，提醒他要保护好自己：别理那帮发号施令的大官儿，别让自己的手下暴露于最危险的辐射下。随即，他们便被派到处于石棺高墙之下的机器大厅中，为中型机械制造部的US-605建设小分队工作。乌萨坚科带着8个人来到+24.5的标记位置，在那里，隔开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的混凝土屏蔽墙仍在建设中。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将木板钉在那堵墙上。他们在那里做的每一件事都被列为机密，战士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木板在这儿，锤子在那儿，拿好钉子，赶快干吧。工作内容常常在变，但究其实质，又都是一样的，全是让人累断了腰却完全不解其故的重体力活。他们站成一排，将一摞摞单个容积40升、装满了水的袋子，费力地拖进建筑物的地下室，然后由人用手完成混凝土搅拌工作。他们从屋顶上扔下被弃置在那里的消防水带，从冒着泡泡的水池子底下捡起瓦砾碎片——他们得到的全部指示，不过是把看到的东西都捡起来，而且动作要迅速。

石棺之中黑暗而潮湿，乌萨坚科最大的恐惧，便是手下的士兵迷失在这座伸手不见五指的迷宫中的某个地方。其实，强烈的辐射存在于每一个地方。在某些房间里，他们甚至可以感觉到一道看不见的射线在轰击着自己的眼球。在另外的一些房间中，他们能看到中型机械制造部之前安装的音箱，它不间断地发出低频啸音，警告人不要逗留。在其他地方，US-605建设小分队的工程建设专家在墙壁上悬挂了一连串的36伏灯泡，在衬了铅的观察间中借助电视摄像机观察“游击队员”的工作进展。

最后，当要求他们去正处于反应堆下方的一个房间中工作时，乌萨坚科和他的手下不干了。在那里，只要一分钟，辐射剂量计就会到达最大值。他们朝那间屋子走过去，随即推倒了监控入口处的摄像机，然后藏身于安全之处，直到分配的任务时间结束。US-605建设小分队的技术人员花了10天时间，才重新安装好一台新的摄像机。那时候，乌萨坚科和他的手下早已远走高飞。

弗拉基米尔·乌萨坚科在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中一共执行了28次任务，总计在禁区中待了44天。但他没有在那里见过任何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他聊过天的每一个人，想的都只是赶快凑齐25雷姆的规定剂量限额，越早能回家越好。

封盖住反应堆那被炸成筛子的五脏六腑后，中型机械制造部的队伍安装了一个通风换气系统，让石棺内部的空气保持稳定，并在旁边刚刚进行过除污处理、装满了计算机设备的房间里安装了一系列辐射和温度监控设备。因为反应堆堆芯中的那180吨铀还是不知所踪，列加索夫院士和其他科学家依然担心有可能发生新的链式反应。于是，在这个新结构中，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工程师们还安装了一个由库尔恰托夫研究所负责监控的喷淋系统，按照设计，当新的临界性开始出现时，它会向反应堆废墟喷洒能吸收中子的碳化硼溶液，为所有一切敷上一层抑制反应性的膜。最后，四号机组机器大厅的屋顶和窗户，也都用钢板层层密封，而反应堆大厅的西侧，则由一排10个巨型钢制扶壁给予支撑，每个扶壁高达45米。

11月13日，斯拉夫斯基再一次前来视察工程时，石棺已经差不多完工。这座森然矗立的黑色钢铁大厦，将它的建筑意图——中世纪魔幻小说中困住撒旦的监狱，完美地呈现了出来。这是一项无与伦比的建筑成就，一个在极其艰苦恐怖的条件下达成的技术胜利，一个苏联式好大喜功的新高峰。工程师们宣称，这一建筑结构使用了44万立方米混凝土、60万立方米砂石和7700吨金属。工程每日造价飙升到了超过100万卢布或150万美元。当斯拉夫斯基凝视着他的杰作，这座用混凝土和钢铁建成的野性主义的“大教堂”时，据说，泪水充盈了这位老人的双眼。

这将成为斯拉夫斯基作为中型机械制造部庞大帝国之首的最后一项成就。一个星期后，总理雷日科夫将他传召到了自己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要求他提出辞职。斯拉夫斯基用他个人惯用的蓝铅笔写下了一行字：“我的左耳已聋，请解除我的职务。”那种壮心不已却被迫下台的怨愤与不甘，清晰可见。斯拉夫斯基当时已经88岁，再过6个月，就可以庆祝担任中型机械制造部负责人30周年。随后，他离任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大奥尔登卡街中型机械制造部的总部，他的手下都悲伤地流下了眼泪。


1986年11月30日，正式宣布石棺交付使用的文件最终得以签名确认，距离将四号反应堆炸得四分五裂的首次爆炸，仅仅只有7个月零4天。12月3日，列夫·博恰罗夫完成了自己在特别禁区中的使命。冬天已经来到了乌克兰，第一场雪很快便会落在石棺之上。他裹着一件发给阿富汗作战部队的冬季防寒外套，内穿一件条纹衬衫，来到了基辅的火车站，和几名同事一道，坐上了一辆连夜开往莫斯科的火车，随身带着一大纸壳箱瓶装伏特加。回家的路上，他们开怀畅饮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