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回港，解除隔离后的第一周过得浑浑噩噩：被迫打了第三针后异常的体温和还未逆转的时差几乎损害了我的语言中枢，再加上潮湿闷热的天气、酸痛的左臂和磕绊后肿胀的脚踝，身体上的不适成功影响了精神状态，发热的眩晕感中夹杂着难以形容的烦躁。

出门时向往常那样搭乘港铁，久违的在地下空间见到了如潮涌般的人流。突然想到自己到瑞典的第一天，在火车上遇到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孩，和她阴差阳错聊起天来，说自己是交换生、原来在香港读书——而香港是一个饮食、气候、人口密度和北欧大相径庭的地方。于是这个瑞典女孩一脸认真的问我：“香港会下雪吗？”又说自己从未去过亚洲，“但我看过一些视频，那里的人很多，以至于人们会在地铁上互相推搡，这是真的吗？”

对话发生的时候，这个白人女孩眼里过于纯粹的天真和好奇让我有一点点无语凝噎。可见在一些北欧人眼中，即便是香港，也只是一个“边缘”到“一分钟内无法在地图上找出”、ta们也不甚了解的地方。但这座城市其实已是我18岁时眼界的最高峰——如果某些事情不发生，也应是很多人跑路的终极目的地了。

这半年来感触最深的，就是国家和国家、地域和地域之间的差异。内地和香港，香港和北欧，皆是不同的世界。在不同地方居住的舒适程度肯定因人而异，毕竟对出生地生活文化的眷恋是那样难以消除。但若以某些看似虚伪的尺标来衡量，我们必须承认，某些地方的地板都是高于某些地方的天花板的——绝非后者几十年的“发展”所能企及。曾在教室内听瑞典教授讲“欧盟基本价值观”，与许多年前听高中老师讲某24个字是截然不同的体验——“自由”与“自由”之间，“平等”与“平等”之间，巨大的鸿沟望得人眼睛生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