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和人聊起自己的父母，都会引得对方的惊讶：为什么自由主义倾向那么明显的母亲，对我的管教却如此严厉，控制欲如此之强，更是在我进入高中后变本加厉，不愿意让我脱离她规划好的路径半分？
我想这个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我母亲作为家乡村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仍然承载着家族里对她“出人头地”的厚望。她仍然在拼命向她自己父母证明，当年拼死复读两次才考上大学的选择是对的。她不仅自己要在事业上做到最好，也要让自己教出来的女儿做到最好，以免被人在背后嘲笑。小时候我就感觉到，但凡我母亲做得有一点点不好，我的舅舅一家就会在背后看热闹，说：“书读那么多有什么用，挣钱还不是没我们多。”这种家族竞争的压力让我母亲永远只能赢，不能输。
另一方面，她当初因为家里不支持学费，所以只能被迫学师范、学中文，当语文老师。但她自己内心最想学的其实是理科。当年她因为别人说“女生还是学文科好”而选了这条路，便一辈子憎恨这句话，因此对于我学文科是极其反对的，她想证明女生也可以学理科学得很好，正巧我那时数学不差，化学还能竞赛拿奖，令她极其满意。因此拼命地卷，想把我卷进最好的理科班。没料到我在进了之后临门一脚，逼她让我改选文科。她便非常生气，又要我保证大学专业只选财经类，不许选人文社科。
但近年我又逐渐发现，当年她那么激烈地让我必须选理科，后来又逼我必须学财经，或许有另外的因素。我上高中是2016年，那时正是国内的普通人也开始感觉到政治环境变差的时候。我的母亲是会给每一届学生都拉起窗帘来讲六四的语文老师。她每回谈起六四，都充满一种对于自己被父亲锁在家中，没能上街的淡淡失望。初中的时候我最爱读龙应台，她便帮我买了龙应台所有的书，还帮我从淘宝买了被禁的那几本的影印版。后来带我去台湾旅行，又是帮我偷偷买了好几本禁书回来，其中就有龙的《大江大河·一九四九》，和《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我买来后发现并不是讲六四的，非常失望，就没看，到现在还没读完）。
（再补充一些，那次是和她们学校里其他老师组团旅行，中途有个老师的孩子拿了法轮功的册子津津有味地看，也没有任何人来禁止，那个老师也说：“看看也好，自己长点鉴别能力！”只是没让他把册子带回中国。）
所以对于我来说，从来都只有被共产党禁的书， 没有家里不许读的书，就算是被共党禁的，有办法，我妈还是会想办法帮我搞到。但2015年后，我母亲可能已经很敏锐地捕捉到了政治局势变化的迹象，而我那时候已经因为在作文里大谈政治而被老师盯上。而且我还在英语的课堂演讲环节讲敏感政治议题（中越战争），惊呆了老师和同学。老师没和我说什么不准写，也没禁止我聊政治，但转头去和我母亲说了自己的担忧。我不清楚她们具体谈了什么，但能感觉到母亲明显开始对我有了些限制，甚至最后一年，她完全禁止了我看课外书（但我有kindle，偷偷看）。在面临选专业的时候，我母亲划去了所有她觉得不安全的专业，只让我从“会计”“金融”“中文”和“法语”当中挑（是的，她后来又稍微拓宽了一些选项）。在我去上大学的前一夜，她拉住我，和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以后到大学里，不可以像以前一样乱讲话了。少谈点政治。”
而在我刚上高中的时候，她还是极其鼓励我读政治书籍，并以此为傲的。
后来家逢变故，母亲重病。我再也没有机会问她到底是怎样想的了。这也成为我得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试图想要和母亲争吵、反抗，并指出她对我的一切不正确行为和造成的伤害时，突然失去了沟通的渠道。我的问题再也没有被回答的可能，那些承受的伤害也没有了被宽慰的途径。于是我愤然出走，找别的路径来抹平自己的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