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联系的朋友发来消息报告近况,问我最近好吗?只回了两个字不好,我好像已经没有力气打更多的字,有些时候不想说太多是因为不想再回味痛苦,诉说仿佛也变成一种心碎。

48小时后我就要离开呆了二十一年的家乡,最近几天每次想到这件事眼泪就像水龙头一样,究其原因是(可能因为即将离开)我意识到和家人作伴的生活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糟糕,而我害怕未来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我的决定会让我失去现在的小小幸福吗?但我已经挣扎着拿到了一张新的船票并为此付出了许多,我有什么理由不乘上去呢?未来会驶向何方,只有勇敢地乘上去的人才会知晓。

周四茉莉和粉条特地来上海见我了,为了在我飞日本前见我一面,让我们“网友”的关系具像化一下,而我与她们的羁绊也早已超越普通的网友关系。认识粉条最初的契机是在siff出票群一起重拳出击偷拍男,茉莉则是2021下半年认识的姐姐,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能够认识超越年龄和圈层的同路人,并与他们站在一起,始终是一件幸运的事。我始终为能认识他们而感到幸福。

过去的我们在青春期或者成长的路上都遭遇了这个畸形的社会中的不同环节给我们的伤害,这种系统性的失能映照出的不仅是个体的不幸,更是群体的创伤。但这些创伤不但没有打败我们,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坚韧地可以继续对抗这个世界。我们都长成了懦弱的父辈想象不出的坚强模样,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我为我们感到自豪。

女权主义的实践不仅需要线上的讨论与交流,同样需要线下的支持与连结,只有当点连成线,线构成面,才能最终改变这个狗屎一样的世界。很多时候我往往没有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坚硬,是他们好好的接住了我的脆弱。我想就算力量再小,在尝试撬动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会一直站在一起。

与比自己年龄大的姐姐交往永远让我感到愉悦,与她们相拥分别后,我在出租车上读他们在礼物上写的留言:“一个人在外肯定会经历痛苦,记得姐姐们的自留地会一直为你敞开,请好好的拥抱自由”,“我是永远站在风暴中紧握你手的朋友,我祝我们永远为自己的愤怒与勇敢骄傲!”

那天上海连续一个月的高温结束了,我打开车窗感受凌晨的凉风,泪流满面。

我不同意之前那个帖子下面评论说那一家人情绪稳定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我家就属于没有经济压力但是莫名其妙爱给你制造点焦虑情绪的典型中国家庭,且我遇到过不少极度焦虑的中产父母。也许经济条件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更多的肯定还是本身性格焦躁易怒的家庭成员或家庭氛围潜移默化着小孩遇到挫折的心态。一般有个极度焦虑的爹or/and妈,小孩也会变得神经质且容易不安、遇事儿容易崩溃(比如我自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实质上源于容错率极低的整个中国社会。

但我还是觉得,系统有系统的错,家长也有家长的责任,学会教会小孩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计划外的意外是一种成长中必要的功课。我仍然忘不了小学5年级我作为几个成绩好的“好学生”被老师叫去办公室敲章,中途学号连着好几个人都敲错了,一下子特别恐惧崩溃,当时的两个好朋友走过来不紧不慢的整理本子重新敲,等我回过神来她们已经解决好了。

我一下子就特别震惊,原来从容的人是这样的,淡定的做事是这样的。我从小晚了一点上课就会被我爸妈病态的催,说“你知不知道大家都等你”之类的很有压力的话,(小时候我妈是极度焦虑、我爸是平常屁不放一个但关键时刻爱冷不丁的发火,现在被我骂得改掉了),导致我现在时间观念也特别病态,常常提前很久出门或者时间掐的特别准。

说羡慕嫉妒那些游刃有余的从容人还是少了点什么,其实我对于这些人还有一点害怕,怕他们看出我遇事儿容易焦虑的窘迫,怕他们觉得我“好奇怪”,怕他们发现我生活的笨拙。成长的过程中我学会了装作若无其事满不在乎,但这始终是假的,跟假肢一样,跑起来就知道了。

あすか boosted

烦死中国人“调和的智慧”、“中庸之道”、“辩证看待”了,很多事明明那么明显地有黑白的边界,但就是有人能硬生生地造出灰色来,还引以为傲地觉得是处世哲学、人生经验。无法坦然地接受这一套也就意味着在此地永远是个“不合群者”,但我太不想合这种群了。如果有一天在很明显的是非面前我必须“保持中庸”、“不偏激”,我要先偏激地杀了我自己。

あすか boosted

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文版序言有一段话,原始译文为:
「曾经的中国更接近于北欧等国所采取的公共化方式。原则上,共产中国之下,并不存在劳动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失业”,所有的毕业生都会被“分配”到各个企业。(正如“公司”一词的字面含义,企业曾经意味着公营企业。)所有孩子都会被送到日托(当天的托儿服务)或周托(每周回家一次的托儿服务)等企业附属的托儿所。而日本女性所苦恼的“兼顾劳动和家庭”的问题并不存在。不仅如此,在全体总动员的体制下,对中国女性而言,她们没有“不工作”这一选项,而被送到企业附属托儿所的孩子更像是“人质”。」译文来源为豆瓣用户「绿林社Agora」(即本书简体中文版引进方)的豆瓣日记。

而绿林社正式出版的译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经过删节,批判意味全失:
「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并不存在劳动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失业”,所有的毕业生都会被“分配”到各个企业(正如“公司”一词的字面含义,企业曾经意味着国营企业);所有孩子都会被送到负责日托(当天的托儿服务)或周托(每周回家一次的托儿服务)的企业附属的托儿所。而日本女性所苦恼的“兼顾劳动和家庭”的问题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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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年受的启蒙是,不要用人性之恶去掩盖制度之恶,而应跳出对个体的道德要求,去看结构性因素。我现在会觉得,不要因为制度之恶,而忽视了人性之恶。这二者在中国显然是交叉互构的。

跟我同时代的朋友应该记得歌手丛飞。他靠唱歌捐了300多万,援助183个贫困山区的孩子。2005年他患胃癌,不得不中断资助,却遭到很多受资助者的攻击,质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丛飞去世之后,他的妻子邢丹在高速公路上被乱石砸死……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悲剧结合了命运悲剧的事情。这种事会让人觉得,整个世界的内核就是不公正,不善的。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苍天饶过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完全不是客观的规则,只是人们发明的为了维系社会运转的信念而已。

当然,后来我又看到鲍毓民、刘星那样的人渣不仅活的好好的,还有粉丝后援会,而马姑娘那样坚忍勇敢地与不公搏斗的人,却众叛亲离不断堕入深渊。这些事里,有麻木钝重的系统之恶,但也有赤裸裸的,随机全屏扫射的人性之恶。现实就是,哪怕抽去你党你国你包,你国人的恶还蹲在那里,凝视着你,伺机而动。这就是为什么鲁迅100年前的作品可以无缝应用到今日。

承认制度之恶和人性之恶互相促成,是承认了人的主体性,能降低预期,也能让大家更明白什么是可以改变的(制度之恶),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动不动就50万50万挂嘴上的,为什么还从头到尾是个破屌丝没发财呢?如果混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身价过亿,那就要值得自己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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