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说想死的时候，我想的是你们都去死。
所以说中人/汉人的一句"最后一代”才显得轻飘飘的，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来说，这早就已经是个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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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xizangzhiye
根據美國之音藏語部 @VOATibetan 報導，今年2月25日在西藏首都拉薩布達拉宮前自焚的著名青年藏人歌手才旺羅布的父親曲根（ཆོས་རྒན།）因受到中國警察的多次威脅和騷擾，於近日自殺身亡。
https://twitter.com/xizangzhiye/status/1524698923692089344
我好朋友上个月月初去方舱做志愿者，是公司组织的。本来我们每天都聊天，她进入方舱后有三天都没和我联系，后来告诉我是太折腾、太累了，每天忙到凌晨都不能睡，住的地方都是临时搭起来的。而只有身体上的疲倦，已经是万幸。
和她同批进入方舱的一个志愿者女生A（也是她的公司同事），被领导性骚扰。一天晚上她们组和领导一起吃饭，领导喝了很多酒，嘴巴里不干不净地揩饭桌上小姑娘的油。喝着喝着说自己头有点晕，请A扶他回房。A去了一段时间都没回来，然后我朋友收到了A发来的消息，一个房间号。
我朋友立马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跑到那个房间门口用力敲门。我朋友身材不高大，也不会什么拳脚功夫，相反她就是一个小个子温温柔柔的女生。敲了一会儿，A来开门了，背后是已经脱的只剩短裤、在穿衬衫的领导。
好消息是A和我朋友在公司里很有人缘，她们说出这件事后，同事都义愤填膺地表达了支持，甚至有分管小领导也表达了支持。虽然当天晚上房间里的事没留下证据（除了我朋友可以做半个证人和A的自述），但隔天领导的语音道歉和微信小作文都有留存。于是她们就一边做志愿者一边开始维权。领导知道她们要维权了，还去找酒店保安和经理，想让他们做假证，被保安和经理拒绝了。然而这里也发生了我觉得最可怕的事：
她们争取到了群众朴素温和的正义感，争取到了家人朋友的理解支持，甚至我朋友本职是法务，懂法条和诉讼程序。维权因此而变得容易了吗？
她们一开始报公司党支部书记，书记报上去之后表示上级不愿意处理。于是她们只能再报警，得到派出所回复——疫情不方便出警。她们请求派出所联系上级公司，联系到之后，上级负责人说“不用派出所介入，我们公司内部会自己处理”。过去半个月了也没人来处理，这么一拖再拖，没办法了，她们打了妇联电话和集团总部投诉电话。
集团总部投诉电话能打通都是分管领导帮的忙。
然后，她们等来了约谈。约谈她们的人问了这样三个问题：
1、为什么当时不拍照？
2、为什么当时不逃跑？
3、为什么不立即上报给公司，自己去闹大？
性侵犯出生在这儿就偷着乐吧。
看到一篇怀念2019的文章，想起当年的各种岁月静好，就觉得吧，如果你真觉得2019是岁月静好的，那现在遭遇任何苦难，都是活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