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善恶抉择》里提到的一个问题：政治的道德之恶，到底是一种必要的恶，还是必然的恶。
必要的恶就是仅将恶视为手段，那么反过来，也能够对手段进行限制。而如果认为政治是必然的恶，那么脏手问题根本就不造成问题，毕竟大家都是比谁手更黑，黑吃黑狗咬狗，那结果就只有召唤外星人把大家都屠屠了。
但简中人对于政治道德的看法又总免不了滑坡。哪怕一开始一些人只认为道德是必要的恶，在行动和认知上也总难免进一步沦落到认为政治是必然的恶。但这多半要怪洼地的环境之险恶。
毕竟一直到西方近代才出现了“用权利限制权力”的想法和举措，而刻在老中人骨子里的一直是，“用权力限制权力”。在权力vs权力的过程中，肯定是看谁的拳头更大，谁的手更黑，那么对政治道德产生质疑，认为政治是“必然的恶”，也就是一种认知上的必然了。

意识到如果不了解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理想运动就没法好好理解法革。卢梭和罗伯斯庇尔的美德共和国其实都不过是前人已经试验过的失败品。
早在15世纪就有宗教改革家想要通过铁腕道德改革来肃清社会，不惜让监控城市道德风化的护卫队闯进民宅。
但正因为有这一层宗教殉道式的色彩在，这跟后来CCP主张的提倡的革命道德，建立泛道德国家还是很不同。后者既吸收了前者泛道德色彩，要求将道德内化成每一个人的精神，进行自我修养，又学了它的强制措施，但最终要的精神部分却被摒弃了。
刘青峰认为这种泛道德取向来自于儒家道德，或许没错但法国革命传统的影响肯定也不小。这大概就是好的不学坏的学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确实没有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传统，为皇帝自杀肯定不能叫殉道。中国的第一个普罗米修斯应该还是从谭嗣同开始的。

越是对比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诞生过程，越能清楚意识到中国古代思想哲学为什么不能诞生出现代政治思想。
在现代政治的诞生过程中，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他将道德从政治上剥离了，将道德指导政治变成了道德作为政治的附属品。
道德这一根基的瓦解，将政治从神性/自然性解救出来。既然道德aka天aka上帝根本无法对政治进行约束，那么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对政治进行约束。古典政治中对于善aka绝对道德的追求，变成了对恶的提防，沿着这一道路才诞生了权利对于政治的约束，也就开启了现代政治的大门。

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始终没有摆脱泛道德论，而习惯用道德去批评权力，但道德的标准实际上又掌握在绝对君主手里。于是道德根本不敢对权力say no，道德只好退而求其次，宋以后将道德内化了，自我修养化了，便成了对于个人行为的约束或者禁锢，不但在整个社会层面上道德变得虚伪化，更进一步让道德沦为君主对于社会套上的锁链。
中国政治思想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越是对道德推崇，越是道德工具化，越是啥都搞不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对君主制的批评也永远是道德意义上的，偶然能变成权力上的，但始终无法变成权利上的。所以才说“非君”思想也永远摆脱不了它自己也是君主思想的一部分，不过是细微末节的补充。

沿着这个思路，意识到现在最流行的反大一统政治理论姨学，依然没有超出“权力反对权力”的思路，他只不过是主张权力的拆分。但讲真，16个小一统王国能比大一统王国的能好上多少。
在对恶的提防上，权力的拆分是好理解的，将大的权力中心拆成小权力中心就更好理解了。但权利意识不仅仅是要将权力去中心化，更要求权力的主体意识。这才是真正的将权力从君主那里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