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朋友上个月月初去方舱做志愿者，是公司组织的。本来我们每天都聊天，她进入方舱后有三天都没和我联系，后来告诉我是太折腾、太累了，每天忙到凌晨都不能睡，住的地方都是临时搭起来的。而只有身体上的疲倦，已经是万幸。
和她同批进入方舱的一个志愿者女生A（也是她的公司同事），被领导性骚扰。一天晚上她们组和领导一起吃饭，领导喝了很多酒，嘴巴里不干不净地揩饭桌上小姑娘的油。喝着喝着说自己头有点晕，请A扶他回房。A去了一段时间都没回来，然后我朋友收到了A发来的消息，一个房间号。

我朋友立马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跑到那个房间门口用力敲门。我朋友身材不高大，也不会什么拳脚功夫，相反她就是一个小个子温温柔柔的女生。敲了一会儿，A来开门了，背后是已经脱的只剩短裤、在穿衬衫的领导。

好消息是A和我朋友在公司里很有人缘，她们说出这件事后，同事都义愤填膺地表达了支持，甚至有分管小领导也表达了支持。虽然当天晚上房间里的事没留下证据（除了我朋友可以做半个证人和A的自述），但隔天领导的语音道歉和微信小作文都有留存。于是她们就一边做志愿者一边开始维权。领导知道她们要维权了，还去找酒店保安和经理，想让他们做假证，被保安和经理拒绝了。然而这里也发生了我觉得最可怕的事：

她们争取到了群众朴素温和的正义感，争取到了家人朋友的理解支持，甚至我朋友本职是法务，懂法条和诉讼程序。维权因此而变得容易了吗？
她们一开始报公司党支部书记，书记报上去之后表示上级不愿意处理。于是她们只能再报警，得到派出所回复——疫情不方便出警。她们请求派出所联系上级公司，联系到之后，上级负责人说“不用派出所介入，我们公司内部会自己处理”。过去半个月了也没人来处理，这么一拖再拖，没办法了，她们打了妇联电话和集团总部投诉电话。

集团总部投诉电话能打通都是分管领导帮的忙。

然后，她们等来了约谈。约谈她们的人问了这样三个问题：
1、为什么当时不拍照？
2、为什么当时不逃跑？
3、为什么不立即上报给公司，自己去闹大？

性侵犯出生在这儿就偷着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