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很能说明,习式枫桥经验和毛式枫桥经验的区别,以及为什么前者无法达到后者的“治理”效果。
毛式枫桥经验的精髓,可以归结为“发动基层群众,义务为政府出力,管制坏分子”。它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基层群众”,而在于“义务管制”,群众自发帮政府维稳,不要钱。而达到这一点的前提必须是,伟大领袖指示、红色意识形态,群众是真信,真照着做。
这正是今上眼馋毛式枫桥经验的原因:群众自发帮政府维稳,政府就可以少花很多维稳费。这对于正在而且需要长期过紧日子的你国极权政府,太诱人了。
而习式枫桥经验之所以东施效颦不伦不类,根源则在于:伟大领袖指示和红色意识形态,在当今已经实质性破产,只是靠着英烈保护法和寻衅滋事罪这种严酷的言论管制,才能勉强维持,而不至于在舆论场彻底翻车。
所以,习式枫桥经验,不但省不下钱,反而比不搞枫桥经验,花钱更多:要达到皇上想要的“把矛盾消灭在基层”、底层老百姓没人上访没人闹事,这样的治理效果,地方政府只能是,花更多的钱,雇用海量的基层管理人员,像防贼一样,把每个老百姓都盯死、管住。
这么玩,短期之内可能还会有效果(特别是,正如这篇文所指出的,因为你国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失业严重,基层政府可以花更少的钱,就能雇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网格员”),但这种明显是不产生任何社会效益、只会给财政放血的行为,不但没有可持续性,而且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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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能当成“抓手”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放过。比如反诈这个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顶层设计和明确的部署,只要有这个由头,整个官僚系统就会自发地使用起来。比如最近很多人去海外开户,资金外流多了(即使是合法且在额度内的)对人民币有冲击怎么办?别的手段不好用,“反诈”就比较顺手,只要能给你尽量添麻烦,整体上就能遏制这个趋势。像这种做法,就叫“上手段”,或者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名字——耍流氓。在他们的政策工具箱里,正经工具已经很有限了(毕竟政府越来越穷是肯定的),但是流氓手段倒是不缺。只要你害怕冻结账户,上到不让你取钱(银行坏账盖不住的时候可以用这招降低挤兑风险),下到探听隐私找你软肋(上次华润对用户就是这么干的),这个工具真是太好用了。
话说,2012-2018年普遍的乐观情绪,还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对于1949年建立起来的这个体制而言,今圣上台本身,就是一个最重大利好且没有之一。毕竟我们这个据说是从直立人进化来的最最古老最最文明没有之一的民族,就一直没搞定“权力正常交替”这件小事。在2012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你看到的是居然搞定了,而且是两次,岂能不自信?岂能不激动?岂能不自豪?岂能不乐观?虽然打根儿上说,“隔代指定”并不是一种宪政制度而是一种权贵阶层的共识,不像是现代国家的政治传统,倒更像是古罗马帝国初期的“养子继承制”(皇帝在贵族阶层里选择一个能得到最多认同的人作为自己的养子),但是能用就好啊,泱泱大国好歹能有一个皇帝轮流做不用打打杀杀的共识还不谢天谢地啊?当然,2018之后是另一个故事,但你不能说2012前后的中国人太幼稚。因为“每二次权力正常交替”这件事情本身,真的是值得记上一笔的。伟大也是因为这个,可惜也是因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