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东阳马生序》最让我感慨的，是宋濂这篇看似无比真挚的赠言，是在极度压抑的境况下写就的，为避嫌他人的赞颂，胆战心惊。他那些“承天子之宠光”般的句子，更像一种颓唐的谄媚，这种“事与愿违”是如何辱没了他少年时风雪里徒步的赤心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而更遗憾的是，尽管他已如此谨小慎微的陪侍皇权，最终仍因涉胡惟庸案被诛及，一家人皆不得善终。

古代自称读书人且著文的，鲜少不涉家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读书人之志业，最起码也要求“学”以对社会产生价值。
但宋濂此篇只字不提。
度过了那样艰辛的少年时代，成为“开国文臣之首”，留给后世的却多是赞颂之文。最著名的《送东阳马生序》也不过呈现出不得不说又不可多说的紧缩姿态。在一个极权环境里，再多寒门学子，难出一声不平则鸣，多的是心里无尽的哀哀痛楚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