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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为啥每次我跟督导或分析师讨论那些对我来说很困难的（一般是由于患者攻击性很强、有明显的施虐特征）个案时，她们都会积极地出谋划策，绝口不提我也可以不和这样的病人工作的。而当我在课堂上做案例报告时，同学和老师则会一脸着急地对我说类似这样的话：“你干嘛要这么牺牲你自己？！这明明是个以defeat therapist为乐的人啊，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治疗。”昨晚我报告一个最近失败的案例时，课堂里有时涌起笑声，弄得我很疑惑，如此一个艰难的临床过程有什么好笑的吗？后来同学们告诉我：你报告的内容太disturbing了，我们受不了，笑是不由自主的，以缓解身心的不适。老师则满脸担忧地对我说：“J, 这个病人虽已离开了，但我感觉ta还在你的身体里。”当时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了，直到今天还因这句话而毛骨悚然。像我这样倾向于take everything in，尤其是into the body的人，其实是不适于跟这类患者工作的，我也曾为此而承受过沉重的代价。可是最了解我心理和身体状态的分析师和督导，却反而不会教我如何“放手”，每次跟她们谈完之后，都让我觉得我怕了是因为我还不够有共情力、不够有分析性的心灵空间，这实在令人纳闷。但我已经了解了我自己的阈限，在未来的工作中会力求及早识别、及早转介以期“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