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镇上班的第一年，我在一个户籍人口不足800的小村庄当驻村干部，日常的工作就是跟村干部打打交道，安排镇里布置的每一项工作，集体行动的时候服从镇里的调度。在乡镇上班的第二年，一开始我还是驻村，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专职负责扶贫工作。

我一直以为拆迁这种事情跟我应该没什么关系。

事实证明我想错了。

我们镇地理位置还不错，一头挨着市区，一头挨着县城，头两年一条连接市区和某个修在乡镇的高铁站的高速公路在我们镇设了一个收费站，市里为了缩短市区人民下乡坐高铁的时间，修了一条从市区直插收费站的路。路修成了，马路两边却还孤零零地立着几幢房子，拆迁的协议都签了，他们却又被突如其来的故土情结绑死在了老房子里。毕竟安置地离大马路可不近，政府又只赔钱，不管修新房子。

不划算。

他们拖着，镇里也拖着，直到某天市人大的领导过来巡察，我们镇长当着一干人的面被骂得跟孙子似的。市领导车都没下，给了一个三天的最后时限就扬长而去。

事情就这么定了，所有人都上，分五个工作组，每个组负责一幢房子，务必要做通工作，最好是能让他们自己搬走。

组长带着熟悉情况的人去做工作了，我快乐的打了两天酱油，然后收到了一个噩耗。

我们组负责的那户人家很不配合，工作做不通，可能会很棘手。

第三天清晨，我们按之前的安排往各自负责的人家里去，镇里安排了一台挖掘机，先拆前两天做好工作已经完全搬离了的两户。组长把车停在我们负责的那户人家门口的一颗大树下，我刚下车就看见一位枯瘦的老人佝着背担着两桶东西往楼顶上走，我没有贸然上前，镇里的其他同事也隔得远远地看着他。

他沉默地往上走，他的妻子拿着一把柴刀坐在屋后的小土丘上砍一个树墩子，砍两下就瞟我们一眼，我被她瞟得比木头桩子还僵硬，生怕她拿我当柴烧。

老人终于爬上了顶楼，他拿起一个瓢，舀了一瓢什么玩意儿就往下泼，那些东西淅淅沥沥地淋在他家的房檐下，他又给瓢里续上弹药，一手叉着腰，一手捏着瓢，鄙夷地对我们说：“我看你们今天谁敢上来！”

砍柴的老太太像是得了信号，改砍为剁，树墩子在她刀下发出闷闷的声响，她扯开嗓子干嚎起来：“你们这些剁脑壳的！要拆我家屋！我不活了！我跟你们拼命啊！”

组长抬起头，在咚咚的闷响和惊天动地的哭喊声中朝对方主力军之一喊话：“有什么合理要求好好说！好好提！泼粪干什么！”

回答他的是另一瓢不明液体。

对方弹药充足，死死地压着我们不能上前，精神攻击对我们来说也威胁很大，毕竟我们都是赤手空拳的普通人，谁也不想拿自己的肉去跟柴刀比锋利，组长打了个电话，接着一挥手：“留两个人在这里，其他人跟我去第三组支援。”

第三组的房子已经收拾干净了，户主的小儿子非常配合，可惜他的老母亲总想起点波澜，头一天下午，她在镇里干部上门做工作时突然冲出家门，朝着大马路狂奔。

然后就被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的疯狗给咬了。

她儿子送她去打了疫苗，又开了一堆药，随后把她安置在她们家后边山坡上一间临时落脚的移动板房里。我溜溜达达地往山坡上走，正好看见她从移动板房里扑出来的一幕，她在地上挣动打滚，踢打着所有靠近她的人，嘴里嚎着听不清楚的乱七八糟的话。

我们几个女干部完全奈何不了她这股子誓与老房子共存亡的决心，一直到两个男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一边一个架着她，把她的挣扎连同决心一起架上了跟板房一样简易的木板床。她也不跑了，只是时不时地坐起来。

我在她床边坐着，跟我的室友一起打配合。她一坐起身我的室友就端水过来劝她喝，她一喝完我就劝她躺下，不要去动她那金贵的伤腿。我们沉默地守着她，她的儿媳更加沉默，抱着自己的孩子在一边等着，一直到从天而降的挖斗破开她家的屋顶，扬起的灰尘像是什么堪不破的迷雾，终于压下了她所有的动作。

等我重新回到我的战场时，几个特警刚从背后扭住拿柴刀的老太太，而他们准备的弹药也终于耗尽了，除了在墙根留下一圈散发着味道的深色印记之外，好像也没有对我们造成什么损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底线特别低，就这泼粪的壮举在我看来甚至连精神攻击都没有。

老太太是因为手持利器才出动了特警，而老头子手里除了粪瓢之外好像也没什么武器了，书记一挥手：“上去几个年轻的，把他弄下来。”

几个干部涌上了狭窄的通往顶楼的楼梯，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了下来，我的好搭档也在其中，他甩着手一脸苦逼地朝我走来：“我被他咬了一口。”

我大惊，不知道打疫苗镇里给不给报销，忙去看他的伤口。

我的好搭档长得白白胖胖，小臂上印着一个浅浅的牙印，牙印周围泛着红，还有可疑的液体痕迹，但没有破皮，到不了上疫苗的程度。

书记又一挥手：“把他家里的东西收一收。”

我进去看了一圈，屋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值钱的东西早就转移了，就剩下几件疑似解放后诞生的老家具，同事们把那几件东西搬离后就算是完成了人民群众的财产转移。

这座充当了一上午临时壁垒的房子，最终还是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