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上海之前，我们的底线已经被反复试探过了，建墙，修宪，苛刻的言论审查，原本都是万万不能被忍受的事，却渐渐被习惯也被合理化了。最近认识的好几个在国外有稳定工作，但长远计划还是回国发展的朋友都放弃回国定居的想法，甚至有人着手当地买房事宜了。对我来说，上海是将我移民的心理进程从50%左右摇摆直接拉满到100%的节点。这样的冲击太汹涌，范围太广，也太深刻了。从底层，中产，甚至上到富商，权力可以无孔不入到把你私人住房的房门反锁，用围栏围起来，或者踏入你家“消杀”、柜门大开东西扔一地，深夜撬门把你的家人带走，打死你的宠物，可能一觉醒来就被拉去方舱然后回家的时候被阻拦在小区之外……而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曾经那些倒退节点发生的时候，也许还能侥幸地想，在这里生活也不是不行，只要不在乎那些“远方的事”就可以了，让渡一部分权利，按照禁令做事，精神上迟钝些，过好个人生活也不是不可以。甚至于可能有人会想自己不是底层，坐稳中产阶级以上，有了财富积累是不是可以在铁拳下幸免于难。但今天这种泡沫彻底幻灭了。你可以控制自己风花雪月不谈政治，谨言慎行不翻墙不关心世界，但终究控制不了自己生病，邻居生病，小区有人生病，城市有人生病。自己最私密的家随时可能有人破门而入，这是一种和被扒掉最后一层底裤强暴一模一样的恐惧，毫无章则、毫无反抗之力、毫无维权渠道、毫无改良机制，毫无过错却要遭受惩罚的彻底的恐惧。这种程度的安全感的摧毁，不仅令关心诗和远方成为奢侈，连专注个人小确幸的可能也瓦解了。

谁能想到犹太大屠杀之前的过渡时期，纳粹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歧视犹太人的法律竟然能令后者感到“心安”呢？“只要按照规定的禁令行事，就会平安无事。” 有人形容那时的犹太人生活在一个“傻瓜天堂”，我想这种迫不得已的天真，这种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恐惧，如今再犬儒的人也能体会一二了。犹太人说，我们在任何法律之下都可以生活，而在没有法律的地方则无法生活。后来，一个用法律、条令、规定来对待犹太人的时代很快结束了，这时任何可怕的事便都有发生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