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逮捕的对象不一定非得是外国共产党员不可:斯大林还把旅居苏联的外国人当做目标,两万五千名“美籍芬兰人”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苏联有一些讲芬兰语的芬兰人,他们有的已经移居美国,有的出生于美国,全都是在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来到苏联的。受苏联宣传——苏联说客跑到美国的芬兰语社区,吹嘘苏联美妙的生活条件和充足的就业机会——的鼓动,他们成群结队来到讲芬兰语的卡累利阿共和国。这些芬兰人几乎立即给当局带来了问题。原来,卡累利阿与美国大不相同。许多人向愿意倾听的人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然后试图返回美国——结果却在三十年代后期被送进了劳改营。
有海外关系的苏联公民同样受到怀疑。排在前面的是“移居民族”,也就是那些与边界另一边有亲戚关系和来往的波兰人、日耳曼人和卡累利阿芬兰人,还有散居于苏联各地的波罗的人、希腊人、伊朗人、朝鲜人、阿富汗人、中国人和罗马尼亚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档案,从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它在针对这些“民族”的抓捕行动中将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一十三人定罪判刑。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二战期间以及战后,还要反复开展类似的行动。
但是,逮捕的对象不一定非得是外国共产党员不可:斯大林还把旅居苏联的外国人当做目标,两万五千名“美籍芬兰人”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然而,受到怀疑的甚至不一定非得是说外语的人不可。任何拥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会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怀疑:集邮者,世界语爱好者,有笔友或亲戚在国外的人。内务人民委员部还逮捕了参加修建东清铁路——始建于沙俄时期的一条贯穿满洲的铁路线——的所有苏联公民,指控他们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因为其中许多人在哈尔滨生活过,所以,在劳改营里,他们被称为“哈尔滨人”。罗伯特·康奎斯特描述了一名歌剧演员和一名兽医被捕的原因,前者因为在一次正式舞会上与日本大使跳过舞,后者则因为给外国人的几条狗看过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