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囚犯在他们那种环境中过得太舒服的最有效手段也许是使告密者存在于他们的周围——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发现告密者。告密者同样将在劳改营里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但是在劳改营，相对容易避开他们。在监狱里，人们不那么容易躲开他们，因此，他们迫使人们谨言慎行。布伯—诺伊曼回忆说，除了一次之外，“我在布特尔卡监狱的那一段时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俄国囚犯发表过评论苏联政权的只言片语”。
囚犯当中公认的看法是，每个牢房至少有一名告密者。当一个牢房里有两名告密者时，两个人都会怀疑对方。在比较大的牢房里，告密者经常被认出来，从而受到其他囚犯的冷落。第一次关进布特尔卡监狱时，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注意到，窗户旁边有一个空着的铺位。有人告诉她，她可以睡在那里，“但你基本上不会有邻居”。这表明，周围没有睡人的那名女犯是个告密者，她整天都在“写告发牢房里所有人的小报告，因此没人跟她说话”。
毫无疑问，苏联的监狱制度严厉、刻板而且没有人性。不过，只要有一点可能，囚犯就会进行反抗，反抗无聊的生活，反抗经常受到的羞辱，反抗隔离和分裂他们的企图。
不止一名以前的囚犯写道，在监狱里，囚犯们实际上比后来在劳改营里更团结。囚犯一旦进入劳改营，当局更加容易分而治之。为了使囚犯彼此疏远，管理人员可以用劳改营等级制度中更高的位置、更好的食物或者更轻松的工作之类许诺引诱他们。
相比之下，在监狱里，大家基本上是平等的。尽管也存在着与当局合作的诱惑，但这种诱惑要小得多。发配之前在监狱里度过的那几天或那几个月，甚至为许多囚犯提供了某种基本生存方式的初级训练以及团结起来对抗当局的第一次经验，使当局的所有努力白费工夫。
一些囚犯完全是从他们同牢房的难友那里学到了保持个人卫生和尊严的基本方法。在监狱里，茵娜·希赫耶娃-盖斯特学会了把一点点面包嚼碎之后做成纽扣以便能把衣服扣上；学会了把鱼刺当做缝衣针，用几根线缝补搜身时衣服上被撕破的地方；还学会了各种各样别的手艺，这些手艺同样被证明将来在劳改营里也能派上用场。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以前是一名苏联派往西方的间谍——还学会了从旧袜子上取“线”：把袜子拆开，用一点肥皂把线头磨尖。像他学会制作的用来配套的针一样，这种线后来在劳改营里可以用于交换食物。年轻的反斯大林分子苏珊娜·佩乔拉学会了“如何趁他们不注意时睡觉，如何用火柴棒缝衣服，如何在没有空间的条件下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