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囚犯在他们那种环境中过得太舒服的最有效手段也许是使告密者存在于他们的周围——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发现告密者。告密者同样将在劳改营里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但是在劳改营，相对容易避开他们。在监狱里，人们不那么容易躲开他们，因此，他们迫使人们谨言慎行。布伯—诺伊曼回忆说，除了一次之外，“我在布特尔卡监狱的那一段时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俄国囚犯发表过评论苏联政权的只言片语”。
囚犯当中公认的看法是，每个牢房至少有一名告密者。当一个牢房里有两名告密者时，两个人都会怀疑对方。在比较大的牢房里，告密者经常被认出来，从而受到其他囚犯的冷落。第一次关进布特尔卡监狱时，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注意到，窗户旁边有一个空着的铺位。有人告诉她，她可以睡在那里，“但你基本上不会有邻居”。这表明，周围没有睡人的那名女犯是个告密者，她整天都在“写告发牢房里所有人的小报告，因此没人跟她说话”。
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囚犯自行发明的方法采取了更加巧妙的形式。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短篇小说《扶贫委员会》中特意描写了一种方法，而且其他人也曾提到过。
这种方法源于一项不合理的规定：三十年代后期的某个时候，当局突然决定，因为甚至只用“两个法式卷发筒、五个苹果和一条旧裤子就能向囚犯传递信息”，所以，正在接受审讯的囚犯不得收取亲属寄来的任何包裹。亲属只能寄钱来，而且不能写明钱数，以免利用金额拼出“信息”。可是，并非所有囚犯的家人都有钱可寄。一些人太穷，一些人离得太远，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扮演的是抢先告发亲戚的角色。这意味着，尽管有些囚犯每个星期可以去监狱的小卖部购买一次黄油、奶酪、香肠、烟叶、白面包和香烟，其他囚犯则只能依靠监狱提供的粗劣伙食活着，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会“在公共节假日倍感失落”，因为那是“购物的日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布特尔卡监狱的囚犯重新起用革命初期的一个术语，组织了“扶贫委员会”。每一名囚犯将其钱款的百分之十捐给这个委员会。反过来，委员会用这些钱为那些没钱的囚犯购买食物。这种方法实行了几年，直到当局决定采取某种手段——他们向一些囚犯承诺，拒绝加入委员会可以得到各种“奖励”——将其扼杀为止。不过，各个牢房抵制并且排斥那些拒绝加入扶贫委员会的人。于是，沙拉莫夫问道，谁“愿意冒这种风险：将自己置于整个群体、置于一天二十四小时与你待在一起的人们的对立面——只有睡着才能摆脱与你同居一室的囚犯充满敌意的目光？”
奇怪的是，在沙拉莫夫的大量作品中，这是为数不多的一篇以积极的调子结束的小说：“不像‘外面’的‘自由’世界或劳改营，监狱里的社会自始至终是团结的。以扶贫委员会的形式，这个社会找到了一种方法，明确表示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