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消解政治报刊影响力的，主要是新兴的所谓“林荫道小报”，即刊登耸人听闻消息的廉价小报，它们不依赖稳定的订户，而是兜售于街头，尤其是在下午和黄昏时分销售。这些报纸配有大量插图，刊登关于体育、电影、本地新闻、犯罪、丑闻和轰动事件的广泛报道，注重娱乐甚于信息。
……正是在这个层次的市场，媒体政治发挥了真正的威力。八卦小报用耸人听闻的报道挖了共和国的墙脚，它们曝光那些支持共和国的政客在财务上的舞弊行为，有的属实，有的则属臆造；还配图呈现共和国与帝国时代的对比。通俗小报上充斥着关于凶杀案庭审和警方调查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社会正在被暴力犯罪的浪潮所吞没。在外省，表面上不关心政治的本地报纸经常采用右翼新闻机构提供的消息，它们起到了与小报相似的作用，尽管效果没那么显著。胡根贝格的媒体帝国也许未能挽回民族党的颓势，但它喋喋不休地谈论共和国的不公正，以另一种方式动摇了魏玛共和国的合法性，使人们相信有必要改换一下政体。因此，媒体最终确实对改变选民想法产生了作用，尤其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引导他们反对魏玛民主制度。
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媒体和文化界出现了许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的新进展，耸人听闻的通俗小报只是其中之一。实验文学、达达主义的“具象诗”、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现代派小说、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社会批判剧、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和卡尔·冯·奥西茨基犀利的时事评论，全都把读者分化成了两派，其中的少数派挺身接受新事物的挑战，而多数派则将上述作品视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与柏林文化界生机勃勃的激进文学并存的，是吸引着中产阶级内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另一个文学世界，它根植于对逝去的俾斯麦时代的缅怀，并且预言魏玛共和国终将崩溃、俾斯麦时代终将回归。尤其受欢迎的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The Fall of the West），它把人类历史分为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将20世纪初的德国归入冬季——以“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智性的世界主义倾向”为特征，其艺术“被外国的艺术形式占了上风”。
……斯宾格勒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因为他宣称，冬季预示着社会即将转型到新一轮的春天，即“具有农业直觉的”、由一个“有机的政治体制”管理的社会，从而“造就觉醒的、充满理想的强者”。另有一些作家给即将来临的复兴时期取了个新名字，此名不久就被极端右翼阵营热情采纳：第三帝国。使这个名称家喻户晓的，是新保守主义作家阿瑟·默勒·凡登布鲁克于1923年出版的作品《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他宣称，帝国理想发轫于查理曼时代，复兴于俾斯麦治下，它与魏玛共和国所特有的政党政治恰好相反。凡登布鲁克写道，第三帝国目前还是个梦想，需要进行一场民族主义革命来实现它。届时，那些分裂德国的政党将被清除。当第三帝国最终来临时，它将把所有的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汇拢到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它将恢复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再现帝国在中世纪的荣耀；它将是“终极的帝国”。其他一些作家，比如法学家埃德加·容，接受了此观点，主张发动一场“保守的革命”，从而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第三帝国”。
上述观点高深抽象，有点儿曲高和寡，在此之下的许多作家，以各种方式颂扬帝国的优点，在他们看来，那些优点都是魏玛共和国所不具备的。退伍军官恩斯特·容格尔鼓吹1914年的奇迹，在他的畅销书《钢铁风暴》中拔高了前线部队的形象，其实那些人只有在行使暴力、遭受痛苦和制造痛苦时才找得到存在感。自由军团催生出了一整套小说，赞颂老兵对革命者的仇恨，其措辞常常令人毛骨悚然，将杀戮和混乱描绘成愤懑不平的男子汉在寻机复仇时的终极表达，他们要报复1918年的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和民主制度。上述这类作家以及许多其他人士宣称，取代议会民主制的软弱妥协，需要的是强人领袖——冷酷强硬、毫不妥协，愿意无所顾忌地打倒国家的敌人。
威廉二世时期一直起作用，且在一战期间非常严苛的审查制度之终结，或者至少是范围的缩小，鼓励媒体涉足从前的禁忌领域。戏剧成了激进实验和左翼宣传鼓动的载体。复制成本的降低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为大众市场出版廉价的配图报刊变得越来越容易。
在魏玛，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把魏玛艺术学院（Weimar Art Academy）和魏玛工艺美术学校（Weimar 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合并起来，创建了包豪斯（Bauhaus），这个教育中心旨在把高雅艺术与实用设计结合起来，其教师包括瓦西里·康定斯基、奥斯卡·施莱默、保罗·克利、特奥·凡杜斯堡和拉兹洛·莫霍利—纳吉。
包豪斯备受争议，市民不欢迎该校那些放浪形骸的男生女生，当地政客贬斥包豪斯那种极其简洁的超现代设计，说它来自原始种族的艺术形式，而不是源于德国艺术。1924年，国家不再为包豪斯拨款，学校迁往德绍（Dessau），但它依然饱受争议，尤其是在新校长汉内斯·迈尔任内。迈尔由于同情共产主义而在1930年去职，由建筑师密斯·凡·德·罗接替。密斯驱逐了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用等级式，乃至独裁式的管理制度取代了包豪斯原先的社群氛围。然而，1931年11月，赢得德绍市议会多数席位的纳粹党派出《艺术与人种》（Art and Race）一书的作者、极端保守派保罗·舒尔策—瑙姆堡对包豪斯进行了官方审查，随后关闭该校。学校遂迁至柏林的一个工厂旧址，但自此以后，它仅仅是包豪斯从前的影子而已。包豪斯的命运显示，即使是在文化氛围宽松的魏玛共和国，前卫艺术也多么难以获得官方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