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消解政治报刊影响力的,主要是新兴的所谓“林荫道小报”,即刊登耸人听闻消息的廉价小报,它们不依赖稳定的订户,而是兜售于街头,尤其是在下午和黄昏时分销售。这些报纸配有大量插图,刊登关于体育、电影、本地新闻、犯罪、丑闻和轰动事件的广泛报道,注重娱乐甚于信息。
……正是在这个层次的市场,媒体政治发挥了真正的威力。八卦小报用耸人听闻的报道挖了共和国的墙脚,它们曝光那些支持共和国的政客在财务上的舞弊行为,有的属实,有的则属臆造;还配图呈现共和国与帝国时代的对比。通俗小报上充斥着关于凶杀案庭审和警方调查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社会正在被暴力犯罪的浪潮所吞没。在外省,表面上不关心政治的本地报纸经常采用右翼新闻机构提供的消息,它们起到了与小报相似的作用,尽管效果没那么显著。胡根贝格的媒体帝国也许未能挽回民族党的颓势,但它喋喋不休地谈论共和国的不公正,以另一种方式动摇了魏玛共和国的合法性,使人们相信有必要改换一下政体。因此,媒体最终确实对改变选民想法产生了作用,尤其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引导他们反对魏玛民主制度。
达达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所嘲讽的美、心灵的提升、艺术的纯粹性,是资产阶级文化所崇尚的恬淡理想,而“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字面意思是“新写实主义”)则把日常事物置于作品的中心,试图呈现现代都市生活的美感。这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口味。瓦格纳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神话世界或者宗教仪式音乐剧《帕西法尔》所唤起的不祥之感,不曾让身穿燕尾服来听歌剧的资产阶级绅士们感到迷失;令他们尴尬的,反倒是克罗尔歌剧院当时上演的保罗·欣德米特的作品《今日新闻》中,女主角裸坐在浴缸里演唱咏叹调的场景。作品甜美流畅的理查德·施特劳斯是德国浪漫主义晚期的代表作曲家,他少年成名,但此时专门谱写情绪平和的轻歌剧,比如《间奏曲》和《埃及的海伦》;与他同时期,观众还能欣赏到阿尔班·贝尔格的表现主义杰作《沃采克》(Wozzeck),它以19世纪初的穷人和受压迫者为背景,将无调性音乐和日常的言谈方式融入歌剧。
保守派作曲家汉斯·普菲茨纳把上述趋势斥为民族退化的征兆,将其归咎于犹太人的影响力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他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他疾呼,必须保护德国的音乐传统免受这些威胁。普鲁士州政府于1925年聘请奥地利裔犹太人、无调性音乐家阿诺尔德·勋伯格到柏林的国立音乐学院讲授作曲,普菲茨纳认为此举加剧了德国音乐所受的威胁。音乐生活是德国资产阶级认同感的核心,甚于在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因此上述发展动态直接击中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要害。
按照这种思路,更大的威胁来自美国爵士乐的影响。……许多现代主义作曲家从爵士乐中发现了新的艺术灵感。当然,爵士乐主要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以各种风格在无数夜总会和酒吧中演奏,尤其是在柏林,逐渐进入舞厅、时俗讽刺剧剧场和饭店。大乐团以及踢乐女郎(Tiller Girls)等歌舞剧团的访问演出,为柏林的舞台注入了活力;而更大胆的人可以一晚上待在俱乐部,比如待在被当红作曲家弗里德里希·霍伦德称为“色情超级市场”的埃尔多拉多(Eldorado)俱乐部,坐在有不少异装癖和同性恋的观众中间,观看安妮塔·贝尔贝表演色情舞蹈,比如《可卡因》和《吗啡》。她于1928年因吸毒过量而早逝。
卡巴莱为这些晚间表演添加了一种辛辣的、反独裁的政治讽刺元素,表演者讲的笑话激怒了自负的保守派,有一位愤怒地抱怨说,他们嘲笑了“基督徒和德国人的民族感情、宗教情感和行为方式”。卫道士们被探戈、狐步和查理斯顿之类的舞蹈激怒,种族主义言论则直接指向了黑人音乐家(虽然当时他们人数极少,而且大多担任鼓手或舞者,主要是为表演增添一股异域风情)。
权威的音乐评论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把爵士乐称为“对一切文明的西方音乐最令人作呕的背叛”,汉斯·普菲茨纳也言语尖刻地反对法兰克福音乐学院(Frankfurt Conservatory)把爵士乐纳入教学内容,痛诋爵士乐的所谓原始风格为“黑鬼血统”的产物,是“崇美主义的音乐表现”。
爵士乐和摇摆乐可以说是文化美国化浪潮中的翘楚,浪潮中那些迥然不同的现象,比如查理·卓别林的电影以及现代工业方法“福特制”和“泰勒制”,在有些人看来已威胁到了德国的所谓历史认同。大规模生产使大规模消费成为可能,大型百货商店供应的国际商品琳琅满目,品种多得惊人,在沃尔沃斯超市等外资连锁店里出售的,至少有一部分是普通工人阶级家庭买得起的商品。大众住宅规划与现代家居设计挑战了保守派理想的乡居风格,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在右翼阵营的文化评论家看来,美国作为现代性的卓越代表所展现的影响力,意味着德国迫切需要恢复德意志生活方式、德意志传统、德意志人的血统传承和德意志人与土地之间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