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以来，每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这一天，各大城市都有女性为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的街头示威，就连中产阶级女权运动者也在1912年游行过一次，尽管是坐在马车里。除了最终取得成功的女性选举权运动，当时一起出现的还有这样一些要求：性满足、未婚母亲的平等权利和免费的避孕指导，虽然只是少数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弗洛伊德倾向于认为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具有性动机的观点在一战前就已经有人在讨论了。尤其是柏林，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展以及地位向国际大都市的跃升，它已成为社会学和性学领域各种亚文化的中心，包括生机勃勃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圈子。
批评者认为，上述趋势意味着家庭有日益式微之虞，主要是因为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服务业在经济领域的勃兴，为女性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包括大型百货商场的销售岗位，以及蓬勃发展的白领世界里的秘书职位（由于打字机女性化的强大影响），这不但创造了新的剥削形式，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单身女性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这在1918年之后愈益明显，当时有1,150万女性在职，占工作人口的36%。虽然与战前状况相比，这根本算不上大幅变化，但她们中的许多人此时从事着在公共场合随处可见的工作，比如电车售票员、百货商场的店员，或者——虽然寥寥可数——成为法律、大学和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
越来越多的女性与男性竞争工作，民族主义者越来越担心出生率在世纪之交的下降将削弱德国的实力，加之日益蔓延的文化焦虑感，共同引发了对于女性就业的抵制，这样的抵制在1914年以前就已日渐明显。战前，德国有一场显而易见的男性危机，民族主义者和泛日耳曼联盟开始疾呼，号召女性回归家庭、履行她们的天职——为国家生养和教育更多的子女。人们对于来自女权的挑战所做出的强烈反应，致使女权主义者被迫转入防守，开始排挤那些比较激进的支持者，更多强调自己无可挑剔地具有民族主义者的资格，强调自己无意要求过多的变革。
1918年之后，女性获得选举权，从地方议会到帝国国会的各级选举，她们都有权参与投票和担任候选人。她们正式获得在主要专业领域工作的权利，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远比战前重要。相应地，男性至上论者的观点也越来越有市场，他们反对女性就业，认为女性的归宿是家庭。在大城市的自由氛围中，人们的性观念远比战前开放，这加深了男性至上论者的不满。
令保守人士更为震惊的是，有些人公开争取同性恋权利，例如，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于1897年创建了听起来无伤大雅的“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实际上，希施费尔德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在许多出版物中宣传自己备受争议的观点：同性恋者是“第三性”，其性取向是天生的，而不是环境因素的产物。他的委员会致力于废除《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一百七十五条，该条规定成年男性之间“有伤风化的行为”为非法。令保守人士震怒的是，1919年在社会民主党主政的普鲁士州，政府拨给希施费尔德大笔资金，把他的非正式的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转为州立的性科学研究所，办公场所设在首府的中心大蒂尔加滕区。研究所提供性咨询，举办科普式答疑会，回答诸如“做爱而不怀孕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呼吁修改管制性行为的所有法律。……
民族主义者的反对立场，不仅仅是出于天然的道德保守主义。德国已在战争中失去200万成年男性，而出生率还在迅速下降。1900—1925年间，每千名45岁以下已婚妇女的活产数急剧降低，从280例降至146例。法律对避孕套的销售限制于1927年被放宽；到1930年代初，在公共场所有1600多部自动贩卖机，仅柏林的一家公司每年就生产2,500万个避孕套。提供避孕指导的性咨询中心相继开业，其中许多家和希施费尔德的研究所一样，出资者或实际运营者都是普鲁士州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这激怒了道德保守派。堕胎饱受争议，主要是因为它存在严重的医疗风险，但这方面的法律也放宽了。1927年，堕胎由重罪改为轻罪；1930年12月的教宗通谕《圣洁婚姻》（Casti Connubii）猛烈抨击堕胎行为，为争论推波助澜；1931年，共产党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非法堕胎运动，在此期间举行了大约1,500场集会和示威活动。
在许多人看来，上述社会运动似乎是阴谋的一部分，蓄意要破坏日耳曼人种的生育率和繁殖力。保守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发问：这一切后果难道不是来自妇女解放、来自道德败坏地倡导不受繁衍欲望约束的性行为吗？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女权主义者似乎比叛国者好不了多少，因为这些人鼓励女性离家工作。
然而，女权主义者自身对于性解放的新氛围几乎同样感到恐慌。多数女权主义者都抨击战前关于性道德的双重标准——自由归男性、贞洁归女性，而提倡对两性实行同一标准的性约束。她们开展运动反对色情图书以及包含性暴露画面的电影和绘画，谴责那些喜爱舞厅甚于读书小组的年轻女子，她们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清教徒做派，让许多年轻女性感到可笑。
到1920年代末，由于女性选举权的实现，传统女权主义者组织的主要奋斗目标已经过时，正苦于组织成员日渐老去，又吸引不到年轻人。女权主义运动处于守势，曾经的主要支柱中产阶级女性抛弃了以往所属的自由派阵营，转而支持右翼政党。面对损害了日耳曼人种的指责，女权主义运动感觉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于是强调自己支持民族主义者关于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提议，支持重新武装德军，支持家庭价值观，支持克制性欲。后来的事实证明，右翼极端主义对女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对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