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保守人士更为震惊的是,有些人公开争取同性恋权利,例如,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于1897年创建了听起来无伤大雅的“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实际上,希施费尔德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在许多出版物中宣传自己备受争议的观点:同性恋者是“第三性”,其性取向是天生的,而不是环境因素的产物。他的委员会致力于废除《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一百七十五条,该条规定成年男性之间“有伤风化的行为”为非法。令保守人士震怒的是,1919年在社会民主党主政的普鲁士州,政府拨给希施费尔德大笔资金,把他的非正式的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转为州立的性科学研究所,办公场所设在首府的中心大蒂尔加滕区。研究所提供性咨询,举办科普式答疑会,回答诸如“做爱而不怀孕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呼吁修改管制性行为的所有法律。……
民族主义者的反对立场,不仅仅是出于天然的道德保守主义。德国已在战争中失去200万成年男性,而出生率还在迅速下降。1900—1925年间,每千名45岁以下已婚妇女的活产数急剧降低,从280例降至146例。法律对避孕套的销售限制于1927年被放宽;到1930年代初,在公共场所有1600多部自动贩卖机,仅柏林的一家公司每年就生产2,500万个避孕套。提供避孕指导的性咨询中心相继开业,其中许多家和希施费尔德的研究所一样,出资者或实际运营者都是普鲁士州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这激怒了道德保守派。堕胎饱受争议,主要是因为它存在严重的医疗风险,但这方面的法律也放宽了。1927年,堕胎由重罪改为轻罪;1930年12月的教宗通谕《圣洁婚姻》(Casti Connubii)猛烈抨击堕胎行为,为争论推波助澜;1931年,共产党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非法堕胎运动,在此期间举行了大约1,500场集会和示威活动。
在许多人看来,上述社会运动似乎是阴谋的一部分,蓄意要破坏日耳曼人种的生育率和繁殖力。保守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发问:这一切后果难道不是来自妇女解放、来自道德败坏地倡导不受繁衍欲望约束的性行为吗?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女权主义者似乎比叛国者好不了多少,因为这些人鼓励女性离家工作。
然而,女权主义者自身对于性解放的新氛围几乎同样感到恐慌。多数女权主义者都抨击战前关于性道德的双重标准——自由归男性、贞洁归女性,而提倡对两性实行同一标准的性约束。她们开展运动反对色情图书以及包含性暴露画面的电影和绘画,谴责那些喜爱舞厅甚于读书小组的年轻女子,她们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清教徒做派,让许多年轻女性感到可笑。
到1920年代末,由于女性选举权的实现,传统女权主义者组织的主要奋斗目标已经过时,正苦于组织成员日渐老去,又吸引不到年轻人。女权主义运动处于守势,曾经的主要支柱中产阶级女性抛弃了以往所属的自由派阵营,转而支持右翼政党。面对损害了日耳曼人种的指责,女权主义运动感觉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于是强调自己支持民族主义者关于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提议,支持重新武装德军,支持家庭价值观,支持克制性欲。后来的事实证明,右翼极端主义对女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对男性。